01 河南沃臻貿易有限公司(市民階層簡介及詳細資料)

市民階層簡介及詳細資料

背景簡介

在這一時期，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逐步興起，壯大為新的政治力量。本文就明代中葉以后市民階層興起的社會背景和對社會的影響作一探討。

市民階層興起

市民階層興起與明初經濟的恢復、發展是分不開的。元末明初，因二十多年的戰亂，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特別是山東河南地區，受戰爭破壞最為嚴重，"多是無人之地"。

(1)到洪武十五年，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奏:"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足，久致荒蕪。"

(2)面對著嚴峻的形勢，明朝初期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朱元璋說"四民之中，莫勞于農，觀其終發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則舉家饑困。……百姓足而后國富，百姓逸而后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

(3)明太祖認識到與民休養的重要性，在施政中也注意保養民力。洪武元年八月己巳，"以四方水旱……災難以實聞。免鎮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

(4)洪武十九年"夏四月申辰，詔贖河南饑民所鬻子女。"

(5)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歷戊，工部奏層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三曰，北方郡縣開墾荒田，歲有坎廣，而土曠民稀，墾辟有限"。

(6)北方因戰亂，土地荒蕪，人力不足，而南方人多地少,從這里可以了解，明初的移民政策是有必要的。明 *** 實行移民開荒，由府縣給予農戶耕牛種子路費，有力保證了移民政策的施行。

除了恢復經濟的措施外,明 *** 還特別注重經濟作物的種植。朱元璋還未正式稱帝的龍鳳十一年六月下令，凡農民有田五畝到十畝的，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增加。不種桑的便出絹一匹，不種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這種耕織結合的生產方式，有利于農村家庭手工業的發展。明王朝建立后，更將這一制度推行全國，并規定科征之數。明初種植政策得到較為有力的實施，湖廣布政司二十八年報告，"所屬郡縣已種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萬株，全國估計，在十億株以上"(7)。廣泛種植桑麻棉等經濟作物為手工業發展提供了生產原料，有力促進了這些地區蠶絲生產與絲織工業。

市民階層的產生托因于城市手工業在規模上的擴展和城市商業的擴張。移民屯田，鼓勵種植經濟作物為明初經濟恢復和商品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明中葉以后，在經濟恢復的基礎上，手工業發展迅速，商業空前繁榮，商品經濟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拓展。脫離農業生產轉而從事"工商" 呈現出十分活躍的局面。呂坤《去偽齋集》卷二指出萬歷年間的社會世情，"或給帖充斗稱牙行，或納谷作糶經紀，皆投揣市井間，日求升合之利，以養妻孥，此等平民天下不知幾百萬矣"。(8)明代何以從事"工商"的人如此眾多，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有密切的關系。首先,明 *** 在江南采取重賦。"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八百四十三萬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余，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9)一部分的農民不堪重負被迫離開土地,造成一批流入城市的無產者，他們正是城市經濟和市民階層的重要部分。"余謂正德以來，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固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于農田，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業，不加煩惱。……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于前。"(10)其次，明末匠籍制度使從事"工商"的人口大大增加。明初，對工匠的管理仍然沿用元朝的匠戶制度，即把工匠編入專門的匠籍，不準隨便脫離匠籍改業。洪武十九年，開始實行工匠的輪班制，規定各地工匠輪班到京師服役。成化、弘清時期，朝廷將強迫輪班工匠親身到指定地點服役逐步變為納銀代役。嘉靖末年，輪班工匠一律征銀，朝廷以銀雇工，工匠的人身束縛逐漸松弛，為他們從事"工商"提供了條件。最后，明中葉以后賦稅制度的改革使大部分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松弛，從而使他們轉事工商成為可能。嘉靖十年時就已出現了一條鞭法，后為張居正施行全國。一條鞭法中規定:"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11)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田賦和力役都折銀征收，這樣就意味著力役的取消，而由 *** 雇人充役。其二，把力役攤入田賦中征收，官府加強了對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對丁戶的控制。顧起元在《客座贅語》卷二中講到:"今日賦稅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戶口，故土無不科之稅，而冊多不占之丁。"(12)

大量身份自由的無產者，使市民階層的隊伍不斷壯大，在此基礎上，手工業部門出現了建立在雇傭關系基礎上的規模化的生產的萌芽,作為絲織業中心的蘇州最為典型。據《吳江縣志》卷三十八記載"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雇郡人織絲挽。成弘以后，士人亦有精于此其業者，相沿成俗。……有力者，(始)雇人織挽，貧(者乃)自織"。明代后期，此類機戶至少在三萬家以上，受雇的機工的數量更加龐大。兩者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整體。當時蘇州"生齒最繁，恒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13)再如以礦冶業稱最的廣東地區，此類手工工場的規模相當大，"凡一爐礦，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家，掘礦者三百余，汲者燒炭者二百有余，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余艘"。(14)帶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手工工場大量吸收城鄉的破產者，使他們成為市民階層中的主體部分。這些受雇者完全脫離了生產資料，成為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他們與工場、作坊主之間純粹是一種貨幣的關系。萬歷年間，蘇州的手工業者"計日受值，各有常主，而無常主者，黎明立橋以待喚"。其中有織工，有紗工，有煅工，往往百十成群，如無作工機會，即自行散去。這種自由雇傭，"自由"出賣勞動力正是明末市民階層的一大特點，決定了市民階層反封建的實質。

明中葉后，隨著手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從業人員的增長商業日漸繁榮，逐未營利尉成風氣，以明嘉靖至萬歷年間即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為顯著增長的階段。《天下郡國利病書》說"尋至正德未嘉靖初，隆慶間，則稍異矣。出賈昧多，土田不重。操資多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爭，各相張皇。于是詐偽萌矣，訐爭起矣，芬華染矣，靡沃臻矣。……迨致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未富居多，本富既少。"(15)由于商人的活動尤其是行商的南北交易，大大促進了物資的交流"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南楚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16) 1598年，西方天主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弘海陪同下，沿北上赴京。在南京至北京運河的旅途中，他看到明代運河和沿途各埠經濟繁盛的景象，他生動地記載:"無數裝有貢品的船只正絡澤不絕駛往京城，許多船只都沒有達到滿載的噸位，商人乘機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艙。這樣，可以向京城提供當地沒有生產的許多東西，互易所需。"(17)所以京畿地區什么也不出的，又什么也不缺乏，"四方之貨，不產于燕而畢聚于燕。"從私商利用漕運貢船實情看，在商業資本帶動下，運河經濟已開始被日益活躍的商品經濟異化。

明代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促使了工商業市鎮的崛起。這類市鎮在全國各地均有，但以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發達的江南地區數量最多。松江府的朱涇鎮、楓涇鎮、七寶鎮、南翔鎮、外岡鎮是著名的棉織業市鎮。蘇州府的盛澤鎮、震澤鎮、湖州府的南潯鎮、烏青鎮、嘉興鎮都是著名的絲織業市鎮。以松江為例，嘉靖以前尚"城多荊榛草莽"，到隆慶萬歷年間已是"生齒浩繁，居民稠密……計男婦不下二十余萬矣"。再看烏青鎮，"(洪武初)雖云重興，亦不盡復。迨成化弘治間，年谷屢登，居民殷富，銳于興作，……民居則鱗次櫛比"。(18)江南市鎮的勃興表現鄉村都市化的過程，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此類市鎮的居民主要已是工商業者。吳縣"居民大半工技，金閶一帶比戶貿易，負郭而牙儈輳集"。瓜州"居民悉為牙儈，貧者倚負擔、剝載索。雇直以餬口，弗事農"。(19)與此同時，規模大而且繁榮的工商業都市逐漸形成，城市數量和城市人口的急劇膨脹。明初的百年間全國即已有南京、北平、蘇州、松江等三十多個大都市，北京、南京的人口更達到百萬。大都市鎮的發達使得集中在城鎮都市的市民階層不斷壯大，逐漸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也必然對中國社會產生更大影響。

社會影響

明中葉以后,由于新經濟因素的增長，商品經濟日益發達，以商賈和百工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逐漸壯大，社會影響日益擴大。市民階層所要求的的商業社會的原則和封建傳統體系產生沖突，既有經濟基礎的的矛盾，又表現在上層建筑方面,從而影響到晚明社會的整體風貌。

首先在政治方面，市民階層要求取得與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地位的斗爭，使晚明中國的政治活動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明中葉以后，中國社會隨著商業資本的滲透，私人地產迅速發展。封建等級地主在土地商業化過程中受到了打擊，代之以新興的商業地主。明中葉后土地私有達到極盛"有心計之家，乘機廣收，逐有一戶而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此亦田產之一變也。"(20)列寧分析俄國農奴制的衰落過程"封建政治的基礎即以土地為標志的權力日漸式微，而貨幣的權力則日逐增長著，土地日益卷入商業流通中了"，(21)只是這種變化在中國要緩慢含蓄的多。這些市民階層的豪貴集團要求取得政治和經濟權利，以保障已取得的經濟利益，然而，中國的封建社會里，君主擁有絕對權力，基本上沒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民權。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以"普遍承認私有財產和重視'在與社會和宇宙的關系中的個人權利'為其特征"。(22)可以肯定，傳統中國社會絕對的君主集權與商業社會的根本原則是相對立的，具體的表現是萬歷年間市民階層的反"礦稅"運動。明神宗為保證其揮霍，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起，派宦官到各地去征稅。"至萬歷中葉，礦使四出。久之內府之藏冠絕千古，而上擁為己有，……然其時大珰、小監縱橫驛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23)其中派往礦山的曰"礦監"，到城鎮或交通要道設卡收稅的曰"稅使"，到廣東搜刮珍珠寶石的曰"珠監"，到兩淮去搜刮鹽稅的曰"鹽監"。這些礦監、稅使另建衙署，自成系統，打著朝廷的旗號無視官府，任意盤剝商民，甚至"礦不必穴，稅不必商"的情況也經常出現,更有一些"礦監"隨意指認富家宅地有礦可采，乘機勒索，以致于"孑孑小民，或棄妻子，鬻田宅償公家，而猶不給，生者流離道路，死者委填溝壑"。(24)在經濟權利毫無保障的情況下，市民階層各個集團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與封建特權展開形式各異的斗爭，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張。

市民等級的斗爭不同于以往農民的暴動，不直接以更替政權為目的，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企圖通過改良維護該階層的利益。其中斗爭最堅決的是平民階層,最初只是反對內監和"礦稅"，而大規模的市民運動要在嘉靖以后，特別是萬歷時代城市工商業者和手工工人的反抗運動。萬歷二十七年(1599)四月，臨清市民一萬多人揪打稅使馬堂，燒稅署，斃其爪牙三十七人。"(萬歷三十年)稅監楊榮，肆虐激民，民不勝憤，火其廚房，殺委官張安民。"(25)其后，在湖廣、云南、閩粵地區都相繼發生了反對礦稅的斗爭。

城市中等階級反對派運動的標志事件，是天啟年間，在長江流域以無錫為中心的東林黨運動。東林黨代表城市中等階級的改良集團，提倡自由講學，自由結社。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是由君主專制制度和官僚制度相結合而產生的。東林黨認識到，要澄清吏治首要嚴肅京察，限制最反動的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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