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日本什么時代勘合貿易(明朝時期，日本是否屬于明朝的的藩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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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國時代(1467——1573)

第一節 “應仁戰亂”與山城國農民起義

一、幕府的衰落

室町幕府自始就是一個建筑在守護大名勢力均衡基礎上的大名領主聯合政權，這種特點越到后期越加明顯。

如前所述，第六代將軍足利義教統治時期，幕府只是借助強大守護大名間相互牽制的力量才勉強平息了“永享之亂”(公元1439年)。可是隨后義教推行的抑制強族的政策，又招致“嘉吉之亂”(公元1441年)和自身被殺的后果。

義教之后，幕府更由于受到京畿地區農民起義的連續打擊，完全喪失元氣。到第八代將軍義政(公元1435年—公元1490年)統治之時，甚至連京都的治安都維持不了。京都的土倉等高利貸商人只好自行組織，雇傭浪人，收買守護、地侍自衛。幕府無法對付起義，在義政統治的24年間不得不13次發布“德政令”。即使如此，義政仍一意追求享樂，縱其妻日野富子及寵臣施行惡政。幕府拿不到年貢就直接向人民征課“段錢”、“棟別錢”，或在京都7出口處設關卡，征收“關稅”，結果導致人民更強烈的反抗，幕府政治走向絕路。一些強大的大名乘幕府衰弱之機都想控制幕府，最有希望控制幕府的是管領細川勝元(公元1430年—公元1473年)和四職家之一的山名持豐(宗全，公元1404年—公元1473年)，但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守護大名們在各自領國內也很緊張，因為嚴重威脅其統治的不僅有星火燎原般的農民起義，而且還有借農民起義之助日益壯大起來的“國人”勢力。這些自南北朝以來被稱作“國人”、“國眾”的是一些在鄉武士領主，他們為保住自己的領主權，進而排除莊園制下層層瓜分年貢的體制，把提供實物租的農民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發展自己的勢力，而和守護對立。同守護大名這種外來者不同，他們或者有著久遠的開發領主宗譜，或者鐮倉以來就作為地頭而一直定居該地。為了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他們曾致力于開墾耕地，整備水路，講求災害對策，建設市場，使其領地成為該地區經濟活動的中心，把農民緊緊控制在其經濟圈內。[注1]為了共同抵御守護大名及其代理人“守護代”的介入，鄰近的國人領主往往聯合起來，形成新的武士團。南北朝內亂期這種聯合體非常多，曾以種種名稱(“白族一揆”、“赤旗一揆”、“花一揆”、“雨一揆”，“兒玉黨”、“橫山黨’、“松浦黨”等等)出現。后來守護大名終以幕府權力為后盾，軟硬兼施地把不少國人領主編入自己的家臣團，得以在領國行使權力，形成守護領國制。但根基不牢；敵對的國人勢力始終在潛伏著，集結著，醞釀著“地震”。隨著農民運動的興起，國人反守護的活動遂又公開化。但是，這時

他們很少以單獨的暴動形式出現，而總是采取個別地參加到農民起義隊伍中去的形式，或采取同農民聯合舉行起義的形式。

二、“應仁戰亂”與戰國時代的出現

面臨往往有國人參加的農民起義的威脅，守護大名之間以及在各守護大名家族內部逐漸分成兩派，相互斗爭。在維持守護領國的統治上，是繼續利用莊園制這種形式，還是利用已經成為鄉村中心勢力的那些否定莊園制的國人領主?一般說來，這是兩派斗爭的關鍵性問題。而這種斗爭往往表現為守護家的繼嗣之爭。15世紀40至50年代，信濃國的小笠原、加賀國的高鏗，以及斯波、畠山等各家的內亂情形具有代表性。這些內訌已經不是局限在各自國內的糾紛，而是發展成把鄰國卷進去的大紛爭。全國性大名間的斗爭不久也波及幕府。當時幕府內部發生了將軍職位之爭，是交給義政的養子義親還是交給義政之妻日野富子剛剛生下的義尚?以此為開端，山名宗全和細川勝元分成兩派，再加上畠山、斯波兩家內部之爭，就開始了“應仁之亂”(公元1467年，即應仁元年)。日本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守護大名分成兩派，都卷入這場戰爭。25萬大軍以京都為主要戰場，在全國各地混戰，歷時11年。就在此時，各大名領國內的農民起義復又頻發，國人、家臣叛亂事件迭牟，守護們不得不急忙回國，細川、山名雙方也就在勝負末分的情況下，于文明9年(公元1477年)基本上結束了戰爭。

這場戰亂使京都幾乎變成廢墟。戰亂中義政將其將軍職讓給兒子義尚，隱退東山山莊，在此建造豪華的“銀閣”，飲宴取樂。新將軍義尚更無權威，其威令不出山城一國。將軍權力的削弱更促進了莊園領主的沒落；公卿貴族、僧侶等舊統治階級喪失收入來源，有不少只好下鄉乞食地方大名門下。而回到領國的守護大名，其統治地位或面臨被守護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戰國大名在所謂“下克上”的動亂中代之而起。日本歷史便從“應仁之亂”起進入室町后期，即戰國時代。

三、山城國農民、國人的聯合起義

“應仁之亂”雖已過去，但是成為這場大亂導火線的畠山家內部兩派之爭并未結束，畠山義就對畠山政長之戰在山城、大和、河內一帶繼續進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時發生農民起義，而于這年下半年發生的兩次京都人民起義尤為激烈。這一年幕府在京都7個入口處又設關卡，激起京郊農民和以“馬借”為中心的運輸工人及手工業者等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概。他們以起義一舉贏得了新設關卡之廢除，并且襲擊了“酒屋”和“土倉”。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畠山兩軍的戰場轉移到以山城國南部為中心的一帶，致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道到破壞，居民負擔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農民發動起義，以“大和國惣(總)百姓等”的名義向各莊園領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貢的未納部分，聲言如不答應要求，來年將放棄一切耕作。從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發了同類起義。這些起義都有國人(在鄉武士領主)參加。

就在這斗爭日益加劇的形勢下，同年年底爆發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國南部農民同國人的聯合起義。12月1日，這里“上自60歲下至15歲之國人舉行大集會，國內土民(農民)亦舉行大集會，各自做出決議，要求(畠山兩軍)撤退”[注2]國人、農民的決議發出后，畠山兩軍很快撤出山城國南部。6天后，國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針：

1．畠山雙方都不得進入山城國；

2．本所領(寺社、公家領)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從前；

3．不設新關卡。[注3]

12月24日，國人代表對上述第二項又做了如下補充規定：“諸本所領須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諸國之人不得進入國內(南山城)充任代官；莊民不得滯納應交給寺社、本所之年貢。”[注4]

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開國人大會。大會追認三大施政方針，并確定由這36名組成的代表機構為最高決策機關，代表們按月輪流處理政務(“惣國月行事”)。這個被稱為“山城惣國”的新政權將本所領所得年貢的一半(“年貢半濟”)作為政權經費來源，從而行使了守護的職權。

四、“山城惣(總)國”政權的性質

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莊園莊官級土豪。[注5]最初國人之所以聯合農民，目的無非是要借農民之力趕走守護勢力，取代守護、莊園領主而實行對農民的統治。但是他們又不能完全無視農民的基本要求，這在施政方針的第二、三項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領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斂誅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為補充規定的后半段內容則毫不掩飾地表明了國人的目的：拒絕其他國出身的人充任這里莊園代官，是為了恢復他們自己的莊官地位；在這里莊園領主的統治早已有名無實的情況下規定農民必須向寺社、本所交納年貢，實際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證這些國人對農民的掠奪。此后把持政權的國人日益把依靠農民力量建立起來的政權變為統治農民的工具。明應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勢貞宗為山城國守護，這又導致國人內部的對立。反守護進駐派據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護軍擊敗，維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終。這個自治政府雖然由于脫離了農民而垮臺，但它的建立確實是農民斗爭的產物，標志著農民的反封建斗爭進入新階段，即進入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農民戰爭時期。

第二節 一向宗農民戰爭

一、一向宗的興盛

所謂一向宗農民戰爭(“一向一揆”)，總的說來，就是以農民為整體的、包括有寺院僧侶和國人參加并參與領導的凈土宗本愿寺派信徒發動的反封建武裝起義，其目標是奪取地方政權。它發生在本愿寺教團大幅度發展的時期和地區。

一向宗的大發展，從時間看是在南北朝動亂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際，從地區看主要是在近江一帶、北陸地方(加賀、越中、能登、越前)、東海地方(三河、尾張、美濃)、越中美濃接壤的飛蟬地方以及中國地方(安藝、播磨、備前、備中)。這些地區大部分屬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先進地區和中間地區。一向宗發展的時期正好是“惣村” 在這些地區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可以說它正是以“惣村”的農民作為社會基礎而發展起來的。[注6]在很長時期內一向宗主要體現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發展。這些流派形成于親鴛死后，它們適應人們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傳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揚說，一旦人的名字記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極樂”，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擺脫貧困，獲得現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獲得渴望現世幸福的人民群眾歡迎，廣為傳播。相反，擯斥此說，自認為擁有親鴛祖廟而以正統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則發展緩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蓮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納上述說教并親作宣傳后，一向宗各派僧侶、門徒很多轉歸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團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飛躍發展，時當應仁之亂之際。

二、本愿寺教團的基層組織

本愿寺教團的發展，為一向宗僧侶、信徒發動武裝起義創造了必要條件。該教團最基層的組織是“講”。一寺院一道場至少有一個“講”，多則四、五個“講”，也有跨郡的“講”。每一個“講”擁有信徒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蓮如組織“講”就是要加強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強信徒對彌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講”逐漸失去原來的性質，變成信徒們集會發泄對社會不滿的場所，進而成為信徒群眾為爭取現世幸福而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戰斗組織。

在北陸地方，本愿寺教團自文明3年(公元1471年)蓮如親自來此進行組織之后，有了飛快發展，在很短時間就壓倒了佛教舊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把廣大佛教信徒吸引到該教團之內。[注7]自認為是彌陀之子、堅信佛力而又獲得教團組織這種依靠力量的農民信徒，思想大為解放，開始無所顧忌地積極行動。他們否定為封建統治階級所推祟的諸神諸佛，輕蔑守護、地頭等封建武家的權力，拒納年貢，拒服徭役。開始時國人也企圖以武力鎮壓農民信徒的反抗，然而當他們覺察到組織起來的農民信徒力量的強大后，為了保住自己在村內的地位進而實現取代守護大名的野心，便從鎮壓轉為利用的政策，紛紛加入本愿寺教團。

三、加賀宗徒“王國”

由于上述情況，形成了農民信徒、僧侶同國人信徒的聯合。在加賀國，這些信徒在70年代末巧妙地利用守護家的內亂、不斷壯大自己力量。就在此時，尚在北陸地方傳教的蓮如連續發出戒條，要信徒們循規蹈矩，不得違抗守護、地頭，不得拒納年貢，不得輕蔑神佛，還打出“王法為本”的旗號[注8]，妄圖以這些戒條束縛信徒們的手腳；然而信徒們不聽，無視守護職的權威，到處發動起義，拒納年貢，占領莊園，甚至“驅走國務之重職”，“誹正法，毀佛像經卷，搗神社佛閣”，以致出現“無佛世界”，加賀成了“無主之國”。對于這種革命形勢，統治階級驚呼之為”日月墜入泥土”，誣農民革命行動為“前代未聞之無法無天”[注9]。決戰時期終于到來，長享2年(公元1488年)加賀起義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國信徒發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萬大軍包圍了高尾城。起義者的援軍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賀的通路，使幕府軍和兩國守護軍隊無法前來解圍。6月9日包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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