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日本 海外移民 書籍(歸化人的移民歷史)

歸化人的移民歷史

從先秦時代開始，就不斷有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列島。最早用文字撰述的日本史籍《古事記》、《日本書紀》中，把外來移民稱之為“漢人”、“新漢人”、“吳人”、“唐人”、“歸化人”等。大陸移民移居日本列島的主要可分為四個時期，即秦漢時代——發軔期；魏晉南北朝時代——高潮期；隋唐時代——持續期；宋明時代——終結期。其中也不乏日本朝廷為吸收先進文化，引進技術人才，多次遣使至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尋覓、勸誘漢人來日等，種種因素推動了大陸移民的赴日高潮。 第三次是隋唐時代（公元6世紀末至10世紀初）。此時，隋朝完成了中國的統一，結束了長達三個世紀的南北分裂狀態，中國封建社會開始進入了鼎盛的巔峰時期。尤其是大唐王朝前期（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國家空前強盛，百姓生活富足安康。相比之下的日本，則正處于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折的陣痛期，國勢日衰，內部矛盾重重，內訌不斷。大陸移民東渡熱潮日趨消退，雖仍有部分知識分子、手工業者和學問僧在日本使者的勸誘下赴日，但是人數相比兩晉時期已是強弩之末。相反，強盛的大唐卻強烈的吸引了當時的日本人不畏驚濤駭浪，大規模派遣使節（即遣唐使）來唐朝訪問學習。本文開頭引用李白詩中的晁衡就是其中一名最著名的留學生（日文名叫阿倍仲麻呂）。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時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艱險，他們往往居留下來，歸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晉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職。唐朝僧人也有隨遣唐使赴日的，最有名的是鑒真東渡。有趣的是，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員交往，出現了很多唐日之間的跨國婚姻，如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娶的就是一位中國新娘。可見，跨國婚姻不是今天才有的的時尚，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相對的普遍化了。安史之亂后，唐朝衰弱，藩鎮割據混戰，民不聊生，此時直至唐末，又陸續有不少民眾駕舟東渡，但規模已無法與兩晉時相比。甚至有傳說楊貴妃并沒有在馬嵬驛被縊死，而是隨使者逃到了日本，據說日本還有人自稱是其后裔。 宋明時代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廢止后，一直到元朝，中日兩國之間的關系趨于冷淡，官方往來基本停止，大規模有組織的大陸歸化人移民浪潮也基本結束。有據可查的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更賜閩人三十六姓”人琉球。這批中國移民主要是向琉球傳授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琉球王國也曾主動請求賜人，如1606年，尚寧王受冊封時，便請賜明人歸化。如從中國去的蔡氏為蔡襄的后人，林氏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到了元滅南宋和清軍入關的殘酷民族戰爭與屠殺中，又有些南宋和明朝遺民（主要是江南漢人）遷居日本（比如著名的南宋溫州雁山能仁寺住持高僧祖元、明朝宗室遺民朱舜水等），但為數已不足道。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唐宋以來，中國造船技術的進步和指南針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中國人的航海技術，大量的貧苦農民和戰爭難民開始浮海到自然條件更為優越的南洋一帶謀生，人多地狹的日本已逐漸失去了對大陸人民的吸引力，不再是中國海外移民的首選目的地。17世紀末，清朝統治日趨穩定，民族壓迫政策有所減輕，經濟由恢復而發展，開始進入封建社會最后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盛世——康乾盛世；日本則進入了德川幕府統治時期，中日兩國都奉行閉關鎖國的國策，官方往來再次中斷。至此時，引發移民潮的原動力不復存在，持續了將近2000年的中國大陸移民遷居日本的歷史終于徹底終結。 歸化人 的社會貢獻秦漢以來，由于天災、戰禍的影響，黃河流域的漢族人民不斷地向江南、東北地區移居。魏晉時期，移居東北地區的漢族人民又進入樂浪和帶方二郡，成為中國文化的自然傳播者。后來樂浪、帶方二郡卷入戰爭，定居在那里的漢人又被迫向朝鮮半島南部遷徙，有些直接進入日本群島，被稱作“歸化人”。據《古事紀》和《日本書紀》等日本早期史書記載，來自朝鮮半島的漢族歸化人常常自稱為秦始皇或漢高祖的后裔。在日本定居后，他們的生活方式、習慣和特點發生了變化，但種族的心理狀態、思想感情和意識等卻不是輕易可以消除的。所以他們盡管在日本定居很久，甚至在已成為道地的日本居民后，仍然認為自己是漢人。歸化人的代表有秦氏、東漢直氏、西文首氏等族。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應神紀》所載，大約在4世紀初，弓月君率其部民一百二十縣歸化日本。這就是后來被稱作秦氏一族的來源。他們在日本的活動主要在農業技術和與農業有關的土木工程方面。養蠶業和制絲業是該族主要從事的職業之一。日本當時雖已有養蠶及絲織業，但技術和質量低下，秦氏一族抵日本后，使日本群島上的養蠶制絲業發展起來。大約在5世紀后半期，由于各地豪族的役使和人身占有，獨立從事生產的歸化漢人所剩無幾，嚴重影響了養蠶制絲業的發展，因此雄略王下令收集秦氏遺族，賜其首領名為酒公，率其部民養蠶制絲，貢獻庸、調，業績顯著。倭王大喜，特賜姓波多公。后人以秦字作為波多的當用漢字，寫為秦酒公。秦氏一族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逐漸積累了財富，成為具有實力的地方豪族，由倭王賜姓為直，成為日本古代重要的氏姓巨族之一；其首領也成為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團的首領，并加入倭王高級統治集團，成為日本統治者的一員。直到今天，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日語發音均為“ハタ”（hata），意為“機織人”，他們很自豪地聲稱自己的祖先是漢代、魏晉來自中國的移民，并以從事養蠶、絲織業為生。東漢直氏的祖先是阿知使主。據《日本書紀·應神紀》記載，阿知使主及其兒子都加使主在應神時代率領十七縣部民遷來日本群島，他們具有各種手工業生產知識和技術，為倭王制造甲胄、弓、箭、矛、盾等武器和日用品，將中國和朝鮮半島生產鐵的技術帶到了日本。他們在這個基礎上和倭人共同生產，又創造出日本的冶鐵技術，使得日本的倭刀后來成為世界刀劍中的珍品。阿知使主一族在手工業中的業績顯著，其中一些人逐漸成為倭王政權中的中下級官吏，進而變成“官人豪族”，在日本古代社會中形成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終于成為擁有氏姓豪族的東漢直氏。西文首氏是另一個歸化漢人集團。其中一些人到達日本群島的時間，可能略早于秦氏和東漢直氏。這一族的歸化人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在倭王政府中從事文筆工作。他們承擔政府中各種賬簿記錄的整理、外事往來文件的起草和翻譯等工作。其中一些人也許就是邪馬臺國時期從事翻譯工作者的后裔。倭王政府的外事工作，在當時主要是對中國的外交往來和對朝鮮半島的外交活動，而這兩方面的工作都要使用漢文。因此，漢文字和中國的經典書籍通過他們的手逐漸介紹到日本，為中國的儒家思想傳入日本奠定了基礎。秦氏、東漢直氏、西文首氏等歸化漢人集團，以其大量的經濟活動逐漸形成地方氏姓大族，進入倭王政府，成為日本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他們擔任一些重要職務，如掌管史部及藏部買粉絲中的內藏和大藏兩個倉庫。在5、6世紀，歸化漢人一再充當倭王政府的使節，前往晉和南朝各代政府辦理外交事務。他們的淵博知識和外交活動中的經驗影響著其直接管轄者蘇我氏，使其在同倭國舊勢力的斗爭中占據了上風。592年，在蘇我氏的指使下，東漢直駒利用擔任職務之便，潛伏宮中，刺死了反對蘇我氏的崇峻帝。歸化漢人參與這樣激烈的矛盾斗爭表明，他們中的上層已完全成為日本早期統治階級的組成部分了。移居日本群島的漢族不止上述三族。由于進入日本群島的漢族歸化人尚不能滿足各方面人才的需要，倭王政府還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歷朝政府請求支援所需的技術工人，或通過百濟招聘中國的工匠。這些歸化漢人同樣對日本的技術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使日本的雕刻、繪畫、織物、刺繡等形成獨特風格，為后來的飛鳥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據日本史書記載，佛教傳入日本也同歸化漢人有關。《叡岳要記》記載，應神三十年（公元299年），一個自稱是漢獻帝之后的高萬貴者乘船越海來到日本，他在志賀郡的住所草屋前取田中泥土塑成一尊高三尺的比丘像，開始宣傳佛教。由于傳播佛教的貢獻，他被倭王賜姓名為三津百枝。《扶桑略記》中記載，在公元522年，南朝司馬氏之后，一個名叫司馬達止的人，來到日本群島，居于大和的高市郡坂田村。他修筑一所草堂，供奉起倭人從未見過的佛像，每天叩拜。以上兩則雖然都是傳說，但卻表明，在佛教傳入日本的過程中，歸化漢人起著媒介作用。歸化人的另一個重要功績是將漢字傳到日本群島，為日本文字的形成創造了條件。他們在倭王政府中從事文字工作，擔任外事往來中的文件起草和翻譯工作。歸化人同時也代表了學問的最高水平，成書于8世紀的漢詩集《懷風藻》的作者中，四分之一以上是歸化人或者他們的子孫。因此日本著名史學家內藤湖南曾指出：“奈良朝的學問是歸化人的學問。”由于日語結構和漢語結構不同，在漢語使用的過程中逐漸混進了日語的結構，難以用漢語表達意義的一些日語的固有名詞也逐漸采用以漢字表音的做法，從而成為日本文字的萌芽。而這一過程一直是有歸化人參與其中的。日本推古帝八年（公元600年），圣德太子首次向隋帝國派出使節，所遣使節的名字雖沒有記錄，但是使團中也應同其后幾次遣隋使一樣有歸化人的后代。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以小野妹子為正使，譯員鞍作福利等組成第二次遣隋使團。鞍作福利即是歸化漢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堅貴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時代，遷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帶。后來，鞍作氏與蘇我氏發生關系，曾被蘇我氏稱為鞍作臣，表明其相互關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飛鳥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小野妹子完成訪隋使命后，于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初回國，隋煬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時赴倭回訪。當裴世清完成使命要求回國時，圣德太子又立即以小野妹子為正使、吉士雄成為副使、鞍作福利仍為譯員，組成護送隋使回國使節團送裴世清歸國。此次使團中還有八名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三名留學生倭漢直福因、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都是歸化漢人；另外四名學問僧新漢人旻、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慧隱、新漢人廣齊均為歸化漢人。這些留學生和學問僧在中國學習時間長達二三十年，廣泛學習隋唐的政治、經濟、文化、技術、醫藥、藝術以及政府機構的設置、法制律令的頒行等各方面的內容。他們歸國后對本國的建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其中的高向玄理、南淵請安等人在推翻蘇我氏專政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高向玄理在推翻蘇我氏后被改革派任命為國博士，即政治改革顧問。公元654年，高向玄理作為改革派的重要成員以“押使”名義親自統率任有正副大使的代表團赴唐，后因積勞成疾，于永徽五年（654年）底逝于唐。歸化人對日本的影響是巨大的。據9世紀初日本天皇政府編纂的《新撰姓氏錄》所載，在天皇政府中擁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氏中，在京城、山城、大和、攝津等地區收集起來的歸化人系統的氏有三百二十四氏（其中一部分人是漢族），約占日本全部氏的30%。這30%的歸化人雖然不全是漢族，但漢族所占的比例不會小。日本一位史學家中村新二郎說：“只要統計一下我們祖先的數字就明白了。可以說我們現代的每一個日本人，都繼承著一千數百年前生活著的全部日本人的血液，所以，必須承認，我們不論誰的血液中，都含有10%或20%古代歸化人的血液。雖然流行著我們的祖先同化了歸化人的說法，但并非如此，歸化人就是我們的祖先。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不是為了日本人才做的，他們本身就是一個日本人在做工作。”正如他所說，去到日本群島的漢族人民，就是作為日本人的一員在自覺地建設著日本，他們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的作用。

華人華僑對祖國的貢獻

“一個是總結成果，一個正拉開序幕。”中國國際經濟學會理事李欣廣教授說，這兩件事反映了一個事實：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明顯增強，極大強化了海外華人華僑的認同感，巨大的凝聚力使華人華僑成為中國經濟、文化融入世界的重要“推手”。

華人華僑——中國經濟的推動者

明朝晚期，中國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海外移民現象。到了晚清，移民更由東南亞擴及美洲和大洋洲。從辛亥革命、北伐、抗日一直到現在，華人華僑對近代和當代中國每個階段的發展，都曾做出舉足輕重的貢獻。隨著越來越多的華人華僑在居住國從苦力到主人翁的成功轉變，華僑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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