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泉州對外貿易的歷史(泉州的歷史)

泉州對外貿易特點

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如下：

對主要貿易伙伴增長強勁，其中主要出口市場為東盟、歐盟、美國，以及進口市場沙特阿拉伯一枝獨秀，南非、歐盟、美國、日本、東盟，我國臺灣等主要進口市場快速增長。傳統商品轉型升級明顯，泉州市出口紡織品、服裝、家具、箱包、鞋類、塑料制品、玩具等七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收益很大。

“海絲”先行區效應彰顯，主要進口商品以原油、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大豆、初級形狀的塑料、紙漿等原料型商品為主。2018年泉州市進口原油同比增長20.9%，占同期泉州外貿進口總值的44.4%，主要來自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一帶一路”國家，分別進口機電產品增長296.4%，高新技術產品增長498.5%。

泉州市簡介：

泉州市，別稱鯉城，福建省轄地級市，是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復確定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心城市之一、現代化工貿港口城市。泉州地處中國華東地區，屬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氣候條件優越。截至2020年，全市共轄4個市轄區、3個縣級市、5個縣，總面積11015平方千米，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泉州市常住人口為878.23萬人。

泉州歷史悠久，經濟開發早在周秦時期就已開始，三國吳永安三年，在今南安市豐州鎮置東安縣治，西晉末年，中原戰亂，士族大批入泉；南朝梁天監間置南安郡作郡治，為本地設置縣、郡治之始。泉州是聯合國唯一認定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列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先行區，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首屆東亞文化之都、是世界遺產城市。

泉州人移居海外的歷史進程？

有充分證據說明，早在宋代，就已經有泉州人向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等地遷徙。而元代征爪哇時，自泉州出航，作戰失敗，軍中病卒數百人均留在當地，成為華僑。當時，在東南亞從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國”成家立業，開店貿易。

近年，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ifang Franke）利用所搜集的東南亞古代漢文碑刻數據論述泉州海外交流的盛況。據他所述的資料，元時東南亞早有中國人的墓碑、廟碑、亭碑等碑刻，充分證明當時在東南亞留居的泉州人已經不少。［傅吾康（Woifang Franke）：中文碑銘所反映的1254——1800年中國與東南亞的海外交往《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貿易的黃金時期，泉州人僑居海外有其時代的特點：

首先，這個時期僑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臨時性的，而且除了特別的原因（如元兵因失敗、重病而無法回來）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尋求發展。

其次，當時的朝廷并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許商人自由活動，所以他們從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較大。

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東南亞的人數日益增多。

人口移動特點

從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時期那種人口海外自由活動的環境不復存在，泉州民間的第一種反映是成規模的海上私商與海盜的興起（參見《海絲之路．私商與海盜》），第二種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區人口移動歷程的第二次重大變動。

在中國移民史上，大規模的向外（一般意義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為生存壓力太大引起的。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遷入泉州這個邊陲之地，就是因為當時中原戰爭動亂、自然災害、土地矛盾、人口壓力等頻繁發生，迫使民眾向未開發之地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發展機會。明、清時期泉州之所以出現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為到了這個時期，泉州已經不再是一個能夠提供良好生活環境和發展機會的地方了。在這個時期，泉州充滿了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導致的矛盾。因而，向中華帝國的外部遷移，成為許多人尋找生存空間的基本手段。

臺灣的開發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日益增長，是與閩南人勇于冒險進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雖然從整體上說泉州人具有冒險進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晉江上游多是比較封閉的山區，因此在民風習尚方面，山區與沿海各地還是存在一些差別。

大體言之，比較靠近大海的，冒險進取的性格比較明顯，而交通不便的山區居民，社會風尚就相對敦樸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晉江、同安等縣，“濱海為島夷之販，安平鎮其最著矣”，“濱于海，探珠而從海賈游者，經鯨波蜃浪之險，而心無畏懾。”而內地如永春縣的一些鄉村，“民樹藝外百勿能解，商賈百工藝業咸遠人擅之……條本薄末，有幽鳳焉”。

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險進取的傳統，在明代得到進一步的發揚。明代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一開始就帶有違法走私的性質，亦商亦盜的特點十分明顯，再加上當時沿海人多地少，農耕不足以養家糊口的困窘，許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攜子移居臺灣以及海外，謀求開拓發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較多出國定居。永樂癸巳（1413年）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廣東、漳、泉人”，舊港國的“國人多是廣東、漳、泉人移居在此”。鄭和下西洋時，閩南人有不少人隨其出國而居留不回。

明．長樂人謝肇制在《五雜俎》中說漳、泉之人，“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為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為奇貨”。（謝肇制《五雜俎．卷四．地部二》）。

明．初、中期，不僅實行海禁，還禁止海外移民。因此，這個時期的移民與海上私商和海盜勢力的發展關系最為密切，而且與國內政治壓力下出洋尋求發展機會的目的息息相關。移民的目的地主要包括菲律賓和日本，與前兩者為主。

在16世紀后期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以前，中國商人早已有僑居菲律賓的。這些商僑主要來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帶，散居菲律賓島嶼之間，主要從事商業貿易。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后，隨著私人海上貿易的發展，閩南人移居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的人數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業者和漁民。

當時的泉州僑民已經在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小區。這一方面是為了在海外貿易中保護僑商的利益，另方面也為了在僑民中維護正統秩序。這是因為泉州人冒險犯禁、勇于進取的作風，不僅要受到官府的壓制，而且在不同地區、不同鄉族之間，生存發展的競爭也相當激烈，這樣造成閩南人囂悍多心機的性格，所謂“事雜易淆，物多覬，襄隙構戾，職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顧微遭傾覆，破產隨之，亦循環之數也。”“競勝于訟，競利啟棼，鼠輩因憑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視音劣為奇貨。……以夷為市，子母即贏，因而機械百變，此漳與四方之所異也。”沒有一個自治權威，是不利于共同生存發展的。

到16世紀70年代以后，華僑的勢力在菲律賓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當局的恐慌。為了控制華僑，他們利用傳教向華僑灌輸殖民主義文化，同時禁止華人經營零售商業。

當時的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還必須同時面對以閩南人為主體的中國沿海商盜的挑戰。嘉靖（1522—1566年）以后，盡管明政府加強了海防控制，這些商盜集團在勢力上還是得到了很大的擴張，一些集團甚至在東南亞各地拓展自己的勢力范圍。為了壓制中國商盜的海外擴張力，歐洲殖民主義勢力處處設防，勾結明政府對他們加以圍剿。

在同一時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向日本遷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經過南洋諸國周轉而去的，即謝肇制《五雜俎》所謂“又久之，遂至日本矣”。當時，明政府因為倭患問題（參見《泉州典故．倭患》），嚴格禁止商民與日本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經常以去南洋為借口，獲得官府許可出境，然后輾轉到日本。在日本，許多泉州商民與當地人成婚，也有許多人在當地定居并發展家業。他們利用與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屬和家族親緣關系，與內地形成相對穩定的貿易關系。

明．晚期

明末，鄭芝龍為首的海商軍事霸權集團逐步形成（參見《泉州人名錄．鄭芝龍》），控制著東方海上貿易的主動權。

鄭氏集團早期已經利用海上勢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遷。明．天啟年間（1621—1627年），鄭芝龍占據臺灣北港。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的招撫，正值閩南大旱，饑民甚眾，遂在福建巡撫熊文燦支持下，招納漳、泉災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運到臺灣墾荒定居，使泉州出現第一次移民臺灣的高潮。去臺的泉州移民有的攜帶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臺，有的單身前往在臺長住。

這一時期，泉州商民移居東南亞的人數也日益增多。史載，明．萬歷間（1573－1620年），漳、泉民販呂宋（今菲律賓），或折閱破產及犯壓冬禁不得歸，流寓土夷，筑廬舍，操擁賈雜為生。《明史．卷 323》云，在菲律賓，“閩、粵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至者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

僅從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對華僑的幾次大屠殺，可知泉州華僑之眾。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對華僑進行第一次大屠殺，有 2.5萬人被殺害，泉州府籍死者甚眾，致使晉江安海等處“訃至家，哭相聞，婦人女子不知幾人稱寡”。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當局對呂宋華僑進行第二次大屠殺，有 1.2萬名華僑被害，死者大多是福建漳、泉人。此后至清朝期間，西班牙殖民者共進行五次大屠殺，數萬名福建華僑被害，其中有不少泉州人。

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為民間謀生的一種習慣。

遷居臺灣

清初，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參見《泉州人名錄．鄭成功》）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04月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此時，清政府在北起遼東，南至廣東，對沿海居民實行野蠻的“遷界”政策（參見《海絲之路．遷界》），把各省沿海30里居民一律遷居內地，并禁止船只出海，在沿海地區發兵戍守，使泉州沿海居民受到一次空前浩劫，父子兄弟妻女流離失所者眾多。

鄭成功在臺灣一方面實行軍屯，另方面從福建沿海招集“遷界”后流離失所的流民，給予經濟上的鼓勵政策，到臺灣參加開墾，使泉州出現了遷臺的第二次高潮。

在同一時期，向呂宋等東南亞各國的移民，在泉州也得到持續，數量不在少數，只不過這個時期的移民大多是深受“遷界”之害的民眾，與海上商盜關系不大。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鄭成功海上政權敗局已定，清廷開始在沿海地區復界，重新從內地把人民遷到沿海居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蘇松江、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四口岸開放對外貿易港口，并對海外商船減少關稅。然而，這些政策只維持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之后，即重新對海上貿易加以嚴厲打擊，也對海外移民實行嚴厲限制。在康熙、雍正年間，三次嚴申禁令，企圖杜絕沿海人民“偷渡”去臺。但是，實際上根本無法阻止泉州的去臺移民運動。清政府不得已開放泉、臺通航對渡（參見《泉州史跡．蚶江海防官署碑記》）。在控制放松的情況下，泉州向臺灣的移民出現了第三次高潮。這次移民高潮的出現，使臺灣得到開發。（陳孔立：《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如清．嘉慶六年（1801年）安溪新康里（今虎邱鎮）卓源周氏部分精壯族眾移居臺灣淡水大加蚋堡東門外三板橋，開墾原野，從事農耕，逐漸蕃衍，成為臺北望族。

與此同時，隨著漢人移民入臺，清政府把海疆的概念延伸到臺灣，確立“以臺治臺”的政策，把鄭成功遺留勢力遷回大陸，派福建班兵駐臺防守，對臺灣人事制度實行特殊政策，將其列于福建屬下，對人員進行頻繁調動，在民政方面廣泛實行保甲、里社制，海防方面大力建設軍事防線。（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

很赞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