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南宋(南宋為什么選擇泉州為第一大外貿港代替廣州)

南宋的海外貿易有什么特點？

引言：我們都知道，在古代國家都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農業是當時的第一種經濟形態，也是國家發展重要的支柱。其實，除了農業以外，國家也會通過一些商業發展來獲得其他的經濟收入，商業不僅僅是局限于街中，市中。其實，也會關系到海外貿易，我國古代不僅有陸上絲綢之路，也會有海上絲綢之路，這對于我國古代社會提升對外交流水平，也有一定的作用。

一、國家組織管理

與現代社會不同的是，在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由國家管理，國家也對海外貿易起到組織的作用，在當時也設立了許多貿易點。其中，泉州也就是當時最大的海貿集散地點，除此之外，也設立了市舶司管理海貿交易。這雖然限制了海外貿易的擴大發展，但是確實使當時社會的海外貿易更加規范，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保障沿海居民的安全以及穩定。

二、貿易航線遠

南宋貿易的地點最遠可以達到中東地區，其中，與南宋合作最為頻繁的國家，也就是阿拉伯。從這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南宋時期對外貿易所行駛的路線是比較遠的。這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造船技術的發達。因為這是海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貿易航線遠也就說明海外貿易所涉及的國家比較多，這對于提高國家對外開放水平，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貿易對象和品類多

有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南宋在當時進行海外貿易的對象達到了50多個國家，而且所進行貿易的物品也十分的繁多。像茶葉，瓷器以及絲綢，除此之外，還有香料以及工藝品。這從側面也就可以反映出，南宋國力的強盛以及生產能力的進一步發展，才使得商業以及海外貿易更加發達。通過海外貿易所獲取的一些收入來源也是國家重要的收入之一。

宋代福建對外貿易的特點并分析其成因

宋代，福建對外貿易更加發達，成為外貿大省和重點省。大文學家蘇軾曾說：“福建一路，以海商為業”。指出當時福建經濟貿易發展的特點。宋代，福州港“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有詩稱：“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其商貿興盛、市井繁華可以想見。福州市內，接待外來客商的驛館，由閩國時的一所增至五所。福州成為全國造船業的中心。時稱“海舟以福建為最”。南宋紹興年間，皇帝命福建造“福船”，“大治海舟至千艘”。

宋政府對外貿的管理理一步加強，實行禁榷貿易，進口貨物由市舶司收購后，酌情投入市場。市舶司收入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南宋以后，偏安局面形成，朝廷財政更加依賴福建外貿收入的支持。宋代泉州連海外之國有36島。南宋寶慶元年(1225年)泉州市舶提舉趙汝適著《諸蕃志》，記述與泉州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達50多個。

宋紹興八年(1138年)興化軍(今莆田)《祥應廟碑記》載：“往時，游商海賈，冒風濤，歷險阻，以牟利他郡外蕃”。碑載泉州綱首(船長)朱紡，“舟往三佛齊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宋代蕃舶在莆田入境的增多，進口商品有占城稻、木棉和奢侈品(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等)，出口的商品有水果、銀器、葛布、蔗糖、瓷器、中藥和福建版書籍等，而以荔枝干果及曬鹽為大宗。通商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朝鮮、東南亞諸國，以及三佛齊國。由于進口貨物奢侈品太多，宋治平四年(1067年)知興化軍王居安奏請禁止。元祐二年(1087年)，朝令：進口的禁榷貨物(只準官府經營的貨物)由泉州市舶司全部收購，酌量投放市場；非禁榷貨物經課征、博賣等程序后，進入集市交易。南宋以后，蕃商還多與各港口海商舶戶“結托”，合伙經營。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軍占領泉州后，立即恢復市舶司，改稱泉州市舶提舉司，足見新統治者對海上貿易的重視。元朝沿襲宋代管理海上貿易的做法，“凡江、浙、閩、粵濱海之地，與外蕃互市，以市舶官主之，大抵因宋之舊法”。元政府對外國貢使宣撫兼備，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泉州港占地理和資源的優勢，進入發展鼎盛時期。

當時，朝貢貿易悉為官辦，民間貿易由舶牙人經營。官營貨品統一收購；民營貨品由舶戶或舶商戶收購，向泉州市舶司辦理“公憑”手續并納稅，即可出洋貿易。泉州市舶司降低進口貨稅率，實行“三十取一”政策，海外貿易因之空前繁榮。仙游林亨作《楓江風物賦》稱：“殊香百品，異藥千名。木棉之裘，葛布之簡，重載而來，輕來(？)而去者，大率貿白金而置青銅”。福建發展成為“東南全盛之邦”。福州、泉州的貿易商人，足跡遍及東南亞，不少人移居海外。而海外各國在泉州定居者尤多。

南宋為什么選擇泉州為第一大外貿港代替廣州

南宋泉州港已出現了趕上廣州港的勢頭，官方文獻中往往"泉、廣"并列，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紹興三十二年（1162）泉、廣兩市舶司舶稅凈收入增至二面萬緡"。又如《宋會要輯稿》載："（嘉定）十五年（1222）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國家置舶司于泉、廣，招徠島夷。。。。。，"可見到了南宋末年，泉州港已與廣州港并駕齊驅了。

到了元代，由于主、客觀具備有利條件，泉州港曾一度超過廣州港，被稱為"世界東方第一大港"。元代是泉州港的繁榮極盛時期。

促使泉州港進入繁榮極盛的主觀有處條件，是外銷商品生產的繁盛和造船業的發展。

宋代泉州生產的絲綢和布匹，已織染成各種花紋的顏色。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中記載泉州出口的紡織品，更有木綿布、印花布、五色布、紅絹、花色絹、青緞、龍緞、五色緞和諸色綾羅等等，很受外國人的歡迎。元代來泉州的摩洛哥旅家伊本。白圖泰，在其游記中更有"刺桐城出產的綢緞，較漢沙（杭州）及汗八里（北京）二城所產者為優"的記載。這就證明元代泉州的絲織品確是譽滿中外。

元代泉州的瓷器生產發達，中外史籍多有記載，如晉江的《安平志》寫道："白瓷出德化，元時上供"。元代來華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游記中記述他在1292（元世祖至元二下九年），經泉州回國時的見聞寫道："此城（指泉州）之中瓷市甚多，物搦齊亞錢（威尼斯銀幣）一杖，不難購媽八盤"。晉江的磁灶、德化的屈斗宮和蓋德等窯址出土的標本，在印尼、菲律賓、日本等國，也出土許多同類型的標來；其中軍持更是專為外銷而生產的。

元代泉州外銷商品中茶葉、銅鐵器、鹽、糖等，《島夷志略》在記載與各國貿易品中，都分別寫明品名，其中寫明銅鐵器更達八十多個國家或地區。元代泉州的鑄造業很發達，現存泉州開元寺藏經閣的晉江布金院銅鐘，重三千多斤，是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在泉州鑄造的。元王朝為防止銅鐵器外流而屢下禁令。《元史。食貨志》載：至元三十年（1293）又有"凡金銀銅鐵男女，并不許私販入蕃"的規定。

元代泉州造船業又有新的發展，所造海舶更為中外海商所樂用。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游記中記載，印度和中國間的交通，都用中國船。大船有四層，設備齊全，可載一千人，正是由于泉州造船業很發達，元朝多次指令泉州制造海船。如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朝廷"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至元十九年九月，"敕平灤。。。。。。揚州、隆興、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事載《元史。世祖紀》。

元代泉州港繁榮極盛的客觀有利條件，主要有以下三個因素：

一是在宋、元改朝換代的過程中，地方的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促使外銷商品的生產，更出現了新的高潮；

二是元王朝繼承宋制實行開放對外貿易，除繼續在泉州市面上舶司，規定民間商人可發舶海外，自行交易。回航后依例抽解，細貨十征之一，粗貨十五征一。據《元史。食貨電。市舶》載：至元二十一年元王朝施行"官船官本商販之法"，實行"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以律，官取取其，所易人得其三"。這種官商合辦外貿政策的施行，更有利于促進泉州的繁盛；

元代江西南昌人汪大淵，曾兩次從泉州附舶到國外考察，他在所著《島夷志略》記述與泉州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比宋代《諸蕃志》所載的多了四十幾個，汪大淵所記的都是"事非親見不書"的。如早在唐代就與泉州有貿易往來的日本和高麗（朝鮮），《島夷志略》就沒有記述。因此書中所記的是完全可信的。

泉州出土的南宋船反映了宋代生產發展的哪些方面

1、手工業發達，造船工藝精良

2、商業繁榮，與外交流頻繁，對外貿易興盛

3、泉州是當時最大國際貿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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