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日本對外貿易政策分析(分析韓國地理環境及對外貿易政策等)

日本對外貿易的特點

日本的工業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地區。太平洋沿岸的東京、橫濱、大阪 、名古屋等，都是優良海港，海上交通便利，利于發展對外貿易。日本進口原材料多，出口工業產品多。

擴展資料

戰后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夠高速發展，是其固有基礎、特殊條件和機遇等多種主客觀原因、國內外各方面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

日本充分利用被美國獨占和美國將大量加工制造業搬進日本之機，大力吸收美國的資金，學習、借鑒美國的先進工藝、科技和管理經驗，并加強仿制、模仿和創新工作，使日本成為世界上對外國技術、工藝消化、吸收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日本從1950-1975年共引進了25000多項技術，并用不到30年時間、花了僅60億美元左右，就把美國等西方國家用了半個多世紀、花了2000多億美元的研究成果學到手。

二戰后日本的外交政策

日本二戰后一直強調外交自主性

日本外交自主性的總的趨勢是從二戰結束到大平首相辭世，日本外交從美國主導達到了日本戰后至今自主外交的頂峰，之后自主性下降。但其中并不是始終的升或降，而是自主性增強中伴隨有暫時的下降，下降中亦有突出的增強，甚至這種下降或增強從局部來看有時造成了一定的假象，即該點成為大趨勢的一個轉折，自主性向相反的方向開始變化。但是，放在一個較為長遠的歷史時期來看，這種突破的局限性或在比較中發現該點的欺騙性會較為容易。即使是2004年這種自主性下降的趨勢尚沒有結束，究竟這種自主性在何時會觸底反彈，日本開始走上真正自主外交之路，目前尚無明顯跡象。

該圖亦不是通過精確計算得來，因此，波形的形狀只是大致的趨勢描述，因為這種自主性變化是否是線性的，如果是，其凹凸的方式需要計算了曲線函數的微分才可以畫出。因為種種原因，筆者在此只是給出一個粗略的感官的趨勢圖。下面筆者將選取一些特殊點論述三角關系如何影響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并形成了筆者眼中自主性的波形曲線。

筆者將戰后日本外交分成以下幾個時期：1945-1955年的恢復期，1955-1880的上升期，1980-1997后退期，1997-不確定期。在第一階段，日本外交其實是美國主導的外交。戰后美國通過軍事占領和控制對日管制機構兩方面實現了對日本的獨占。這就成為戰后日本外交的起點，也埋下了日美特殊關系的種子。但是，我們分析單獨占領的成因之時，中美蘇三角關系的大背景便不可以被忽視。美蘇在德國問題上的分歧的"教訓"，意識形態和利益的分歧，使得美國從一開始便希望獨占日本。而戰后建立起的兩個所謂的盟軍對日委員會都由于美軍的實際占領而形同虛設。根據《美國戰后初期的對日政策》美國在日本的主導權通過日本政府得以實現，并且進行了以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為基調的改革措施。然而，這種政策隨著中國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及美蘇在全球較量的升級而發生了逆轉。親美的蔣介石政權被趕到了臺灣島內，而中國的紅色政權拒絕成為美國的工具，從而美國不得不調整其在遠東的戰略部署。1948年的羅亞爾演說標志著美國對日政策由多方限制、削弱、打擊、改為積極幫助、扶植、支持。（方連慶等《戰后國際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p39）日本借此機會，從積極整頓內務、憑借美國援助發展經濟、處于被占領地位開始尋求名義上的獨立。而此時朝鮮戰爭的爆發無疑成為日本經濟上的助推器和政治上通向獨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中美日的小三角關系作用開始明顯。中國于1950年10月跨過鴨綠江，美國1951年派杜勒斯訪日，談判對日媾和中的安全保障問題。而1951年的《對日和約》、《日美安全條約》及1952年的《日美行政協定》都透射出在中美關系變化所帶來的日美關系的重新定位，甚至這些條約中本身就包括了對于中美關系變化的回應。以此為出發點，日本獨立披上合法外衣卻承擔了以后外交中不斷凸現的日美關系中的不平等因素。直至朝鮮戰爭結束，美國的‘特需'訂貨促使的日本經濟增長也并沒有結束，日本經濟在1955年完成恢復。從1956年開始起飛。由此，美國羽翼下的日本便開始了進一步掙脫的艱難歷程。

第二階段中，日本外交較突出的變化是從安信介政府的日本外交三原則（1957年）開始的，其間經過了簽署《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1960年，該條約是對于《日美安全條約》的修改，突出了日美關系的對等性），美核動力航空母艦進入日本港事件（1968年，由于在野黨的反對，雖然進入，但是引起了倉石忠雄辭去內閣農林大臣職務），日美兩國簽署《沖繩歸還協定》（1971年），多邊自主外交（特別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應付石油危機的"新中東政策"，"亞洲外交"和同蘇聯對話等）、等距離外交、全方位外交提出以及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的出臺等事件。這些事件無不體現了日本外交自主性的加強趨勢。除了國內經濟實力增強等因素，將這些事件放入蘇美日、中美日三角中去考慮，會找到更加明晰的線索。筆者僅從其中一個事件入手即綜合安全保障戰略出臺，分析其背景和三角關系影響，得出日本在這一階段外交自主性增強的一些外部原因。而且，筆者認為，這一戰略的出臺一直到大平首相辭世，人本外交自主性達到了二戰后的頂峰，其后隨著鈴木內閣的無為和中增根內閣在執行戰略時對美國的過分依賴，日本外交自主性呈緩慢下降趨勢。

日本在經過1955-1973的經濟增長的黃金期之后，經濟總量已經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把交椅的寶座。美日的貿易摩擦從無到有，并有增大趨勢。而經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日元的被迫升值，新中東政策等較量，日本的離心已成為一種必然。因為美國隨著自身實力的下降已經無法再以特殊的方式扶植日本經濟。但是，此時的美蘇爭霸態勢，蘇攻美守跡象明顯。美國此時更需要日本在各方面的有力支持。而此時的蘇聯，在珍寶島事件之后，中蘇關系惡化。中美通過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并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而中國此時開始了改革開放，與美國關系緩和，而日本對于中國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國政策影響的。因此，中國既在積極爭取這一近鄰政治關系的正常化，更在爭取經貿上往來的加深。由此可見，日本在此時，不論是在中美日還是蘇美日三角關系中甚至在中美蘇三角關系中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便是大平首相提出綜合安區保障戰略的重大實際考慮。其中采取多種手段應付新出現的綜合威脅，加強日美歐三方協作，特別是日美的合作關系，并有節制的擴充防衛力量等方針，都體現了在變化了的現實的基礎上，日本對外戰略選擇中自主性的增強。不是被動的接受美國的恩惠，不是被動的成為小伙伴，不是被動的選擇應對摩擦，而是主動地確立雙方平等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加強這一關系。在處理其他外交問題上，主動選擇伙伴、選擇關系定位，這都成為日本以后外交實踐的真正榜樣！

戰后日本對外外交政策的特點

在戰后的日本外交中 經濟外交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五十到六十年代，經濟外交發揮了為經濟騰飛開拓海外市場的功能。七十年代 經濟外交成為“ 經濟安保” 的有力手段。八十年代，經濟外交在圍繞“ 綜合安保” 和爭當政治大國而展開的外交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尤其是在冷戰后爭當政治大國的新階段中經濟外交仍在舊本的對外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軍事外交手段之欠缺 即被用以追求政治、 安全上的目的 。以致于使整個戰后日本外交帶上了經濟外交的特征。 3這又可以稱之為“ 經濟外交的政治化” 而戰后日本經濟外交的演變趨勢 就在于這種政治化傾向的不斷發展經濟外交之所以在戰后日本外交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由日本所處的歷史條件和日本自身外交決策所決定的。 這種特征的形成原因 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戰后的國內外環境，否定了日本在對外關系上運用軍事外交手段的可能性從國際環境看，戰后出現的“ 雅爾塔體制” 旨在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勢力。 后來 日本雖加入勺日金山體制” 并重建起“ 自衛隊” 這一武裝力量 但國際社會反對 日本重開軍事外交的狀況并未改變。 從國內條件看，戰后新憲法第 條規定 “ 日本國民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 、 武力威脅或以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 為此 “ 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 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上述國內外條件 加上戰后高漲起來并已深入人心的和平主義思潮和輿論 對日本重蹈軍事外交覆轍起到了抑制作用。

二 ，由于戰敗國的地位，戰后的日本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變得十分狹小，在戰后的國際社會中，日本是一個發動過侵略戰爭的戰敗國，并被打著盟軍旗號的美軍占領達6年之久 。 今天的聯合國正是由雪時戰勝日本等法西斯勢力的盟國所創立，其憲章第53條“ 強制行動” 中至今保留著有關“ 防止敵國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區性協定” 的內容，其107條“ 有關敵國的行動” 中則規定著’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為本憲章簽署國之敵國的行動”。這些針對日本等國而制定的內容被稱為“ 敵國條款”。以這種身份恢復外交權的日本，在重新躋身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圈子的過程中探受西方各國的抵制和“ 歧視’ 在與亞洲鄰國的交往中則難以被身受其害的各國所信任。

三，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外交方針，使日本推行獨立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為降低。在戰后的冷戰格局下 美國力圖把日本筑成遏制蘇聯陣營的防波堤，而日本統治集團也主動倒向美國一邊。戰后兩度執政的吉田茂與美方積極配合 通過締結《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確立了以對美協調為基軸的外交方針。 在此方針下日本在安全上仰仗美國的核保護傘在國際事務上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其結果日本與西方各國的關系難以克服與日美關系的反差對社會主義各國二的關系則倍受美國“ 遏制” 政策的制約而對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也往往因受制于美國而陷于被動。

四，在戰后所處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外交成了日本得心應手的外交形態。在戰后各種條件的制約下，日本以追求經濟繁榮為立國之本，把經濟外交作為其主要外交手段。 吉田內閣以來的歷屆政府都以經濟發展和對美協調作為外交的核心 在國際事務中主動保持低姿態 并以經濟外交為經濟增長拓展了國際環境。 不僅如此，在政治外交和軍事外交能力極為有限的條件下，日本在處理政治、 安全等間題時也往往以經濟外交為重要手段。 于是，經濟，外交的功能超出了純經濟間題的范疇，而成為戰后日本外交的顯著特征。

日本外交主要建基于日美安保條約，或美日防衛協定。作為美國于亞洲關系最密切的同盟國，以及戰后幾十年美國對日的軍事協助，日本的外交政策在某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安倍晉三與麻生太郎內閣自2006年起即為倡議強調已與日本同樣具有尊重和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基本價值的國家強化合作的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

摘自《戰后日本經濟外交的作用及其演變》

分析韓國地理環境及對外貿易政策等

大韓民國位于亞洲東北部, 是與大陸連接的由北向南伸展的半島國家

半島南北長約1000公里，東西最短距離為216公里，總面積22萬平方公里 半島的西北部與中國的東北部接壤，鴨綠江和圖們江是韓國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的國土分界線 半島東北部的東海與日本相望

東經124***度之間，韓國的標準時間子午線是135度，比世界標準時間快9個小時

全國國土的70 是山地和丘陵地帶，東北部的地形最為陡峭崎嶇，西南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也是韓半島的谷倉

半島東部的海岸線較平直且水深，西部海岸線較曲折而水淺，南部海岸曲折多灣，分布著3400個大小島嶼 韓國的河川寬廣，流速緩慢，呈現大陸性的特征 重要的河流有漢江 514公里 ,錦江 401公里 ,洛東江 525公里 等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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