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人民中國杯日語 含金量)

人民中國杯日語 含金量

含金量很高。

為進一步加強中日文化傳播與交流，促進翻譯事業發展，推動實踐型、應用性日語人才培養，人民中國雜志社與教育部外國語言文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日語分委會決定，聯合主辦第二屆人民中國杯日語國際翻譯大賽。

其它相關比賽

大中物產杯日語演講比賽

大中物產杯日語演講比賽始于2007年，是由中國傳媒大學與日本大中物產株式會社共同主辦，北京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東京都日本中國友好協會、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人民中國》雜志社、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日中經濟協會以及日本國大使館等單位協辦的，北京、天津兩地規模最大的日語演講賽事。

日本動漫的營銷模式是什么

據漫友文化動漫研究所所長馬桂林介紹，日本四大出版社————講談社、集英社、小學館和白泉社，占據著日本動漫出版業的主導地位，不過四大出版社也只是市場的一部分，整個漫畫出版市場上有好幾百種漫畫周刊、月刊、季刊、單行本等，其中也包括諸如科技農林出版社出版的相關內容的漫畫書，這些漫畫刊物都是按照幼兒、少年、少女、青年、中年乃至老年等類別進行細分的。顯然，眾多的分類漫畫雜志為漫畫家提供了巨大的投稿空間和生存空間，也使漫畫成為了日本動漫產業鏈的基石。

在出版發行的具體流程上，一般是由出版社的簽約漫畫家確定主題后開始創作，然后在漫畫期刊上連載；如果讀者反響熱烈，就會推出單行本。雜志和單行本都是出版社通過流通商，直接發送到書店和報刊攤。這樣，出版社和流通商各司其職，效率很高。

一條成熟的產業鏈

動漫是“動畫”和“漫畫”的合稱。在日本，動畫與漫畫經過各自不同的發展階段，現在均已成為相當成熟的產業，彼此各成體系，同時又存在緊密的聯系。

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的吉川明伸介紹，“市場反應良好的漫畫連載或單行本，常常會被改編成電視動畫作品，如果在電視臺播放后反響很好，還會被改編成電影動畫。經過出版市場檢驗的暢銷漫畫，被改編為較高水平的動畫作品，成功率會大大上升。”這是因為，一方面，成功的漫畫連載已經培養了一批固定的消費群，由此改編的動畫就有了一定的市場保證，從而減小投資風險；另一方面，由漫畫改編的動畫節省了動畫人物設定、情節設定等環節，也大大減少了投資成本。

日本動畫片的制作模式是多方投資，共同分攤風險和分享版權。據大島景宏介紹，贊助商一般都會與廣告代理商訂立年度廣告計劃，廣告代理商拿出贊助資金總額的80%給電視臺，電視臺將所得的40%撥給企劃公司，企劃公司再將所得的76%交給制作公司，用于制作動畫。然而光靠這些錢是不夠的，企劃公司會采取各種方法增加收入，以便追加投資。譬如，授權給玩具公司、授權給音像制作公司、授權地方電視臺播映、授權電子游戲廠商等，從中獲得版權收入，并用于追加投資。吉川明伸補充說，這樣的模式有兩個好處：一是多方投資，降低了各自投資風險；二是可以在制作前期，各投資主體互相協調配合，制訂出一個完整的運營計劃，例如約定在特定時間段電視臺播放某個電視動畫片，從而也可使某個衍生產品在相應的時間及時向市場推出。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卡通藝術委員會副秘書長王六一說，這種做法能夠保證投資取得回報，因為電視臺、音像發行商、出版社和衍生產品制造商，甚至分銷商一般都是在確保投資能夠回收70%的情況下才參與投資。

目前，日本最新的模式是成立臨時制作委員會，以吸引風險投資。這種模式下的動畫片版權由大家協議而定。大島景宏認為，這也是日本動畫片生產的一個特色所在，其好處是風險分散、利益共享，不利之處是動畫片制作完成后，局外人購買版權時手續繁瑣。

日本動漫產業最讓人嘆為觀止的就是在其產業鏈上，雖然每個環節都吸引了相當數量的消費者，但消費市場不僅沒有飽和，反而在不斷擴大，而且產業鏈里任何一環受歡迎，都可能變成產業鏈上其他的產品形式。比如，一個游戲受歡迎，那么就可能推出與這個游戲同主題的動畫。不過，最主流的形式還是由漫畫雜志改編為電視、電影，再改編為游戲和衍生產品。在這個產業鏈形成后，受眾因為看了動畫，覺得有意思，再轉向同主題的游戲，或是因為看了電影，再轉向同主題的雜志或單行本，都是很常見的事。

馬桂林形容說，在日本動漫這條產業鏈上，有著多個散發不同光芒的珠子，因為利益相關，形成了產業鏈；而只有當各個珠子的專業能力很強且達到均衡時，才能很好地咬合在一起。也就是說，漫畫作品本身需要有足夠的衍生能力；雜志是一個足夠強大的傳播平臺，能夠積聚人氣；出版社足夠專業，其推出的單行本，可以像塑造明星一樣塑造漫畫形象；電視臺有良好的運營能力，保證動畫播放時段能夠贏利；臨時制作委員會能統籌安排，使制作公司創作出符合受眾期望的動畫作品；衍生產品制造商有營銷能力，找到消費對象并賣出產品。這樣就整合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鏈。

2004年日本共生產了電視連續動畫片233本，上映電影83本。動畫片每年產值約為966億日元，在日本約500萬億日元的國內生產總值中雖僅占到五千分之一，但其在日本社會文化中的影響力遠遠不止這個數額。譬如，動畫片在流通領域的產值為3739億日元(2003年)，包括電視節目播放收入1898億日元、影院動畫的票房收入377億日元、影像制品1464億日元。

統計顯示，日本動漫產業中的游戲產品產值更是高達11244億日元，游戲業的從業人員約6萬人，每年游戲軟件的開發數量都在1000部左右，其中《皮卡丘》一個游戲軟件在2002年一年中就售出了360萬套。

市場潛力巨大的衍生產品

衍生產品指利用漫畫、動畫、游戲等作品中的人物或動物造型，經授權后制成的商品。馬桂林認為，動漫本是一種文化消費品，而衍生產品，因為讓動漫產品成為了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它就產生了巨大的商業價值。產業空間由此延伸到物質層面，商業空間和經濟價值張力被開拓。舉例來說，動畫片中的《皮卡丘》，光是一個角色的形象版權，每年就高達1000億日元，超過了整個動畫業的制作產值。

一般而言，動漫產品的制作因為成本比較昂貴，投資回收周期也就相對較長；而以動漫形象為基礎的衍生產品卻因成功動漫形象的廣告效應，投資回收周期短且利潤豐厚，能夠帶來巨大的收益。在日本，有40%的動漫產值是衍生產品創造的。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2004年，日本用手機下載漫畫、電子小說、故事等圖文類內容的市場已從2003年的1億日元增至12億日元，通過手機下載的圖文類內容中有一半是漫畫。2006年5月，就有500萬套漫畫被下載到日本三大電話公司的手機上。

從戰后日本動漫業的發展歷史來看，出版、電視、電腦、網絡、手機，每一次科技發展的新浪潮都推動了動漫產業的前進。因此，在動漫產業未來發展中，虛擬技術和網絡科技與動漫藝術的結合可能將發揮重要作用。

當然，歸根到底，衍生產品作為動漫產業鏈比較末端的一條，常常仰賴于其原始動漫形象的受歡迎程度。因此，成熟、發達的日本漫畫和動畫產業也為后續衍生產品市場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和潛力。

消費者基礎與人才培養

據日本智庫三菱研究所調查，喜歡動漫的人在日本占87%，而持有與動漫形象相關產品的人占84%。喜歡動漫的人已不止于青少年和中年，近年來，動漫產品開始進入老年人的生活，在東京郊區一所養老院里，近一半的老人熱衷于動漫產品，以至于成立了“動漫欣賞會”。

僅以2004年廣島國際動畫節的入場者年齡為例，統計數字顯示，入場者中10歲以下占2%，10—19歲占13%，20—29歲占25%，30—39歲占28%，40—49歲占17%，50—59歲占10%，60—69歲占3%，70歲以上占2%。如此分散的年齡分布，從側面反映了日本動漫的消費者基礎之雄厚。

作為創意內容產業，人才也是決定日本動漫業興衰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六一認為，動漫人才既要有創造力，又要具有團隊合作精神；既要有基本技術，又要有專門學科知識。吉川明伸介紹說，日本出版社承擔了一部分培養漫畫家的作用，他們會發掘新人新作，并提出指導性的意見；而在動畫領域，日本有許多動畫大專院校，動畫人才畢業后還會進入大動畫公司工作學習。

大島景宏表示，“動畫是靠畫出來的”實在是很片面的認識，日本動畫業的核心是在全國有幾百名導演，在他們周圍聚集了各方面的人才，如腳本創作、角色設計、作曲配音和剪輯等，合理的人才結構才是最重要的。日本動畫公司約有440家，其中具有整片制作能力的不過50家，其他390家都是協作配角，從而組成了一個高效率的產業體系。

日本政府近年來也加強了對動漫產業人才的培養，如在東京大學開設培養動漫人才的研究生課程；培養具有商業頭腦的制片人和創意師；鼓勵學校資助設立研究生院、專門學系和學科；實行人才培養戰略與教育研究體制的改革；充實教育內容，編寫新教材；支援留學、研修等。

我想問下中日出版業規模有何不同，具體一點！

日本編輯出版學校從誕生至今已經走完42年的歷程，其中，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間，該校持續與中國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交流。2005年，在由上海理工大學、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主辦的“2005上海印刷出版技術與教育國際論壇——數字化時代的印刷出版技術與教育”期間，作為這段歷史的肇始者、親歷者之一的吉田公彥，再次來到上海，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了這10年間兩校交流的往事。

一

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間，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先后7次在東京和上海輪流舉辦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可以說這個“交流會”碩果累累，不僅交流了兩國的出版教育情況，而且也交流了兩國的出版狀況，以及研討了兩國出版交流歷史等。通過出版信息的交流和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對日中友好也作出了貢獻。

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開展交流的契機，出現在吉田公彥當年的上海之行。1990年，吉田公彥應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邀請，以日本出版學會會員的身份，赴中國的北京和西安，出席了“日本出版情況報告會”。在歸途中，他以個人身份訪問上海，受到當時的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趙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共應榮先生的盛情款待，借此機會，吉田公彥不僅訪問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而且還代表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該校達成了相互交流的共識。

1991年，第一屆交流會在東京舉辦。中國方面的與會者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共應榮、出版系主任孫國明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翻譯沈洵澧。在此屆交流會上，雙方學校簽訂了“結為姊妹校”的協議，并決定每年召開一次交流會，會議地點在東京和上海之間輪流交替。就這樣，到了1994年，已經舉辦了四屆交流會。從1991年至1994年要算是兩校交流的第一個周期。在杜飛龍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以后，又分別于1997年、1999年和2001年舉辦了三屆交流會。至此，雙方總共舉辦了7次交流會，其中有4次在東京舉辦，有3次在上海舉辦。

交流會的名稱，前四屆都叫“日中/中日出版教育交流會”；從1997年的第五屆開始，改為“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

二

第一屆交流會雙方主要是介紹各自有關出版教育的情況，日方吉田公彥作了題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干問題》的演講，中方共應榮作了題為《上海出版印刷專科學校的創立與中國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講。第二屆交流會沒有特別設定統一的主題。隨著交流的發展和雙方理解的不斷加深，接下來的幾屆交流會都是經雙方協商，事先設定交流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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