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代表人物是費里德曼(什么是新左派，新自由主義？)

什么是新左派，新自由主義？

.............. “新左派”概觀

“新左派”的理論陳述，不是一個具有理論一致性的、自覺結社的理論闡釋行動。它是一個以某些立論的相對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無明確理論綱領的姿態與主張的代稱。但是，“新左派”之間具有明確的理論呼應關系。因此，把它視為一個可以統合起來解讀的社會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2)

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態與主張，可以從“拒斥”與“回歸”兩個維度概觀。“拒斥”，大致圍繞幾個方面展開：其一，拒斥自由主義的言述。其二，拒斥市場經濟的理路。其三，拒斥經典社會科學的言路。

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卻往往正是自由主義者會擁護專制，稱頌獨裁，甚至自身便變成專制和獨裁者的工具與幫兇”，不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有“自由主義者”做出這種行動來。

比如，二戰中意大利有號稱自由主義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國胡適就是一個典型，周作人就是一個明證。同時，自由主義之成為自由主義，是因為它以法治、秩序和漸進來抵抗革命。并且，以對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偏好“急切地呼喚一個有強有力的人物，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重新賦予社會以秩序，使各階層的人能各安其位，使社會生活有法可依，從而也使自由主義的‘游戲’能重新開場。”�

對自由主義的拒斥，在汪暉處說的明顯要婉轉一些。當然，汪暉的姿態是明確的。他自稱是批判“庸俗自由主義”，但在實際上，他努力證明自由主義對現代政經制度的批判性論證，不如后現代主義來得恰當。因此，試圖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學”為理論資源，對自由主義進行解構。另一方面，他以對中國近二十年的社會變遷的分析，認定自由主義的啟蒙話語是一種在對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的信仰基礎上，預設的抽象的個人或主體性觀念以及普遍主義的立場。因此，再一方面，自由主義對現代性(表現為對資本的批判與拒斥)和全球性(表現為對中國問題的正視)的反思都是缺乏力度的。故爾，超越經典社會科學的言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學”為理論依托，實現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應當是當代中國的首要任務。�

將“新左派”堅決拒斥自由主義及其相關言路的基本理由再做歸納，可以簡單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論證缺陷；二是在實踐上與其理論預期的疏離。

“回歸”，所圍繞的基本主張有：其一，回歸高調民主。其二，回歸政治主導。其三，回歸人文激情。在這三個方面，國內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辭地聲稱，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廣泛的公共政治參與，來解決自由主義無能對付的問題：

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無法解決的人民民主問題，市場主導的社會經濟形式無法解決的正義的政治制度問題，交易的體制化時代無法解決的人的情感適意與詩性想象問題。他們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導代替經濟優先，以詩化的創新代替務實的制度建設。或者干脆對自己的方案緘默不語，卻搬出西式的“組合思想”(如貝爾)、海外華人學者中的“新左派”言論(如崔之元)，來對付我們對“新左派”提出建設性意見的期待。但是，透過他們這種“理性的狡計”可以看出，他們對傳統社會主義的親合立場，對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眷念，對直接民主、政治中心、激情躍動的肯定，對單純理想主義詩意浪漫的顧盼，與對走向務實的當代中國社會變局的不滿。�

歸納起來，“新左派”吁請“回歸”的基本依據，是民主、參與的軸心意義與時代中所謂的“全面的社會民主”(3)的決定性作用。

從對“新左派”的文獻的理解上可見，“新左派”之所以謂“新”“左派”，自然是有滿足這一稱號“新”與“左”的雙重理由：

一重理由從其“新”上得到滿足——首先，“新”在它與老左派的差異。“新左派”既告別了與國家權力直接結合的激進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義、僵硬的計劃經濟與集權政治體制，又告別了傳統左派(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單純從意識形態視角論述問題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傾立場的更新。它以伸張人民主權與普遍民主的姿態，反對資本主義的政經權力壟斷及文化霸權的姿態出現。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態出現。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論。再次，“新”在左傾方法的調整。它以反意識形態的非本質主義姿態出現，借助于西方“后學”的解構武器，將近現代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與資本主義直接鉤聯起來，加以抨擊。而且以單純的理論辨析的姿態出現，以對民族、國家，乃至世界全面負責的面目立論。�

另一重理由從其“左”上得到滿足。“新左派”之“左”，“左”就“左”在——其一，激烈地痛斥資本主義。他們將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簡單地定義為“少數經濟政治精英操縱社會資源的制度，而‘社會主義’則指勞動人民的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 (4)

或則就將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市場社會，再與自由主義合一而論，將全面民主與社會主義式的“制度創新”(諸如“鞍鋼憲法”、鄉鎮企業、村民自治等等)掛起鉤來。于是，現代社會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導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謂“全面的民主”)社會就只有期望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來造就了。

其二，為“社會主義”呼喚。遮遮掩掩地為“社會主義”辯護，從而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主張再伸張，是“新左派”令人矚目的一點。但是“新左派”的社會主義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樣的社會主義，也未明確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形式、經濟——政治運行形式，而只是簡單地以人民主權和全面民主來定義自己的社會主義，至于這種民主的經濟基礎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樣?在他們抵制的保護個人權利與實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樣的手段來保證人民主權和全面民主的落實，則緘口不言。他們在高明地承認傳統的社會主義形態的“合法性危機”的前提下，為一種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優越于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主張的“隱形”社會主義辯護。其三，對既有成就(無論是理論的，抑或是實踐的)加以否定，這種否定的理由就是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暉對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否定、對九十年代各種思想主張“一網打盡”式的全面指責)。總之，“對進步的信念，對現代化的承諾，民族主義的歷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遠景，將自身的奮斗與存在的意義與向未來遠景過渡這一當代時刻相聯系的現代性的態度”統統出了問題，只有徹底的解構才足以為他們自己傾心贊賞的一個完美的世界鳴鑼開道。(5)

難以掩飾的激進性，與無法抹去的空想性，從“新左派”言述上，可以看出歷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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