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代朝貢貿易和海禁的關系(日本與明朝的朝貢貿易)

關于明代的倭患，與海禁之間有什么必然的聯系？

有的學者認為,明代的倭患是由明朝禁海政策引起的。其實明代倭患是元代倭寇侵擾的繼續和發展,不過從洪武至永樂朝,倭患變尚未造成大患。宣德之后,隨著社會危機的蘊釀,倭患方日趨劇烈,到嘉靖年間達到高峰。萬歷初年的張居正改革,為衰落中的明朝注入幾毫升強心劑,大規模的倭寇才逐漸平息下去。倭患的這種消長趨勢,反映了明王朝盛極而衰的歷史發展過程。

海禁政策始于明初。

《倭績》記載：

“自元以來,倭頗易視中國”。

歸有光曾言:

“(倭)前世犯邊,自前元與四明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國初為寇始甚”。

《洪武實錄》也有

“獨東南倭夷,負其鳥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的記載。與明初倭患并行的,是方國珍、張士誠的殘余勢力“煸誘倭奴,相與為亂”,《明經世文編》刑部尚書鄭曉說：

“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臺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余黨入海,勾引諸倭。”

另外當時又發生左丞相胡惟庸勾結倭寇和蒙古貴族殘余勢力,陰謀篡奪政權的事件。為此,洪武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然要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

可見,就明初社會情況而言,“海禁”是特殊歷史條件作用的結果。朱元璋一方面屢申主要對日本的通番禁令,一方面又允許真臘、暹羅等國進貢。不能否定洪武朝的海禁政策,起著維護新政權,安定社會環境,使凋弊的生產迅速恢復的作用。

是海禁引起倭患,還是倭患引起海禁?

嘉靖年間,倭寇肆無忌憚,將有明以來的倭患推上了頂峰,這更被認為是海禁造成的惡果。但是,研究歷史上每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應從當時的經濟因素中去尋找,從事物內部的矛盾發展中去尋找。

明代弘治、正德以后,特別是嘉靖時期,倭寇猖獗一時,是與這時期歷史發展的某些具體特點息息相關的。

嘉靖朝的歷史特點之一,是封建統治危機的加劇。

正統以前,海防比較鞏固,倭寇尚未釀成大患。但從宣德朝始,明帝國盛極而衰,至嘉靖時期,統治集團奢侈化,政治更加黑暗,武備廢弛,邊防日衰。龐大的帝國有風雨飄搖之勢,在以往的朝貢式貿易中,已難保宗主地位,海外一些國家,尤其是日本,也不肯再以朝貢者自居。這樣,在經濟力量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繼嘉靖二年日本貢使宗設、宋素卿爭貢之役,殘害浙江沿海之后,寇掠不斷加劇。

嘉靖朝的另一特點是,土地兼并加劇和商品經濟發展。

不少官僚把兼并土地獲得的大量地租,投放在商業特別是有巨額利潤的海外貿易上。這種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商業活動,集中表現出貪婪、掠奪的特性。為了高額利潤,他們可以置民族莊嚴于不顧。誠如唐樞所說:洪武、永樂、正統、景泰,

“劇于犯順,只皆倭人獨舉。今則內外通連,公私擾甚”。

然而,在古代欺詐性貿易支配下,這些倭人、奸商、官僚的“內外通連”,也充滿著欺詐和掠奪。倭販

“番貨至,輒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欺負,不肯償,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久,競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

嘉靖時期,倭人與奸商、官僚閬的欺詐性貿易中,已經潛伏著軍事爭端的危機。這一點,明朝人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那時有不少士大夫疾呼要厲行海禁。

十六、十七世紀,正是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在原始積累本身力量的驅使下,一些西歐國家開始了世界性的征服和掠奪。東方以及中國,是它們掠奪和征服的一部分。中國封建王朝碰到資本主義這個素不相識的新對手,以往傳統的朝貢貿易遭破壞。御史何鰲曾言:

佛郎機最號兇詐,兵器比諸夷獨精。每年駕大舶,突進廣東省下,銃铇之聲,震動城郭。……今聽其私舶往來交易,勢必至于爭斗而殺傷,南方之禍,殆無極矣。

正德年間,葡萄牙的武裝商人在廣州“剽劫行旅”,“拐掠城市男婦人口……每歲不知其數”,可見,近代意義的中西通商,一開始就是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斗爭。猖獗一時的西方殖民者海盜式的對華貿易,不能不引起明朝的警覺,從而采取消極防御政策――海禁。

西方侵略勢力侵入東方,還使中國在西洋的貿易受阻,從而轉向東洋。對東洋的貿易又著重于日本。日本為一島國,資源貧乏,對國外物資的依賴性極大。加上此時日本正處封建割據的戰國時期(1477-1583年,相當于明成化至萬歷年間),林立的小諸侯國,都是彈丸之地,從衣、器、書畫之類,至針頭線腦、食醋等等,無一不仰賴中國。同時,日本的商業資本也正在高速發展。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條件,在日本造就了失業流民、武士、浪人、奸商諸階層,他們在封建領主的鼓勵下,適應其商業資本的貪婪欲望,開始不斷加強對中國沿海的騷擾。明人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寫道：

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詭形異服,彌滿山海。劍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

原來日本對中國的朝貢式貿易,本身就是在合法外衣下的一種掠奪。封建社會中的商業利潤,主要來自各地區之間或各市場之間的價格差額,日本封建主和奸商從對中國貿易中獲得的高額利潤,更是靠對中國的政治訛詐來攝取。日人井上清的《日本歷史》說:

這種對外貿易采取附屬國向宗主國進貢的形式,所以明朝不僅減免關稅,而且連日本國王的使節及其隨行人員(實是商人)的食宿費用及朝貢品的運費,都由明朝負擔。對于“朝貢”的物品,還需要賜給價格更高的回贈品。貿易是作為朝貢的附帶的形式進行的;每次交易,包括上述回贈品在內,可獲得原本的五至六倍的利益

這在封建的明王朝,是把貿易看作“天朝”對外人的“懷柔”。“回賜”之厚適足以表現其盲目自大和愚昧。在日本,則把這種打著進貢旗號,施以政治訛詐的掠奪,變成武力劫掠,只是形式的更換而已。這必然使明朝加強對日防備。而且,由于葡萄牙東來侵擾中國,雖未表現為激烈的全面斗爭,卻也使明統治集團感到這是一股蘊含著強力的潛流,他們對日本戒心備增。因此,海禁的實施,也就隨之步步加碼了。

綜上所述,明代倭患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應當說,海禁是當時特殊歷史環境的產物。在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就西方早期資本主義對外貿易來說,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就明代沿海海盜和日倭而言,他們所從事的販運貿易,具有海盜式的掠奪特質。這些就決定了掠奪的必然性,即使沒有“海禁”,掠奪遲早要發生。掠奪是倭患的實質性問題,它是經濟規律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的結果。海禁與否,只是使掠奪合法化還是非法化的問題。

可見,海禁與倭患的因果關系,前者正是后者引起的。

海外貿易上的矛盾性導致了倭患期間明廷海禁政策的兩重性。

應當承認,明代特別是嘉靖時期的商品經濟發展,一方面使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中國商業資本,大量投放到海外販運貿易上,集中表現為海盜式的掠奪,另一方面又是資本主義的還漸萌芽,使發展對外貿易的歷史要求增強,商舶貿易的興起也成為必然。兩者都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構成了一對特殊的矛盾,從而造成倭患、海禁、商舶貿易三者錯綜交插,致使商盜難分,相互轉化,飄忽不定,一面是海盜,一面是商人。這種海外貿易上的矛盾性,又導致了倭患期間明廷海禁政策的兩重性:

一方面,明初海禁起了維護新政權,安定社會環境,迅速恢復生產的作用,其后各朝海禁,則從客觀上發揮了抵抗葡萄牙等西方早期殖民勢力的作用。

另一方面,這種自明及清的閉關政策,又是進行正常對外貿易的一個嚴重障礙,阻礙了國內商業資本乃至整個商品經濟的發展。如此矛盾的情況,反映到明統治階級內部,就是主張嚴海禁與開海禁的兩派之爭。但是,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提供了實施海禁政策的經濟基礎傳統的重農抑商理論,又為之提供了思想基礎多再加上倭寇掠奪,西方殖民勢力侵擾的直接原因,使得明封建統治者無法解決海禁還是開禁的矛盾,而不得不仍采取了海禁政策。如此矛盾的現象,是明代特殊歷史環境的產物,也是明王朝無法避免和克服的。

怎樣評價“倭患”的影響?

評價歷史事件的是非,主要看其繁榮還是破壞了社會經濟,推動還是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明一代的倭患,已經給商品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造成極大危害。

首先,倭寇對城市特別是新興城鎮商品經濟的破壞很大。

明代前期,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一帶的許多城市中,商業和手工業已經逐步發展起來。十五世紀初,出現了蘇州、松江、鎮江常州、揚州、杭州、嘉興、湖州、福州等幾十個較大的工商業城市。與此同時,蘇、松、杭、嘉、湖五府地區,還出現了許多進步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城市。它們比舊有城市的商品經濟,有著更大的發展前途,是成長的一個新的天地。但是,集中于東南沿海的倭寇,連年肆掠五府等地區,所謂“無日不焚劫,無日不殺擄”。《倭志》記載，

倭寇蘇郡西關鎮,“大肆焚劫。大家小戶盡遭殘破,煙火七晝夜不絕,西關居民僅存四五”

史載侵上海,

“積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澗為之不流”,“爾若周浦、閘港、撥賜莊、新場、龍華、下沙、南橋、閔行、馬泥涇諸鎮,焚劫殺掠尤極殘酷”。

總之,“兩浙三吳之地”及聞閩粵等省,一度繁榮的城鎮凋敝至此。倭患的破壞作用,可謂彰明較著,這怎么能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呢？

其次,倭寇對農村商品的經濟破壞也很大。

第一,倭寇在鄉間,或

“剽掠淫污,放火殺人”,“或盡毀農具”,

搶走耕畜,勞動力和生產工具遭極大破壞,致使農人沒工具耕種,“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一望民居田畝,頓成沙漠”。

第二,倭寇登岸,焚燒糧倉和糧船,搶掠糧食的行為，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加上對商民的殺擄,對商品糧集散地的殘破,糧食貿易,農產品市場也盡在被毀之中。如此民不聊生,怎么可以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呢?

結束語

既然倭患的性質是掠奪,王直等走私團隊是封建武裝劫掠集團,倭患對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極大的破壞或阻礙作用,那么,抗倭戰爭就必然是正義性質的。它是一場以日倭和中國海盜為一方,明廷和中國人民為另一方的掠奪與反掠奪、侵擾與反侵擾的斗爭,而絕不是什么海禁與反海禁、壓迫與反壓迫、剝削與反剝削的斗爭。戚繼光等名將的抗倭事跡長期在民間流傳,其蘊含的華夏英風正氣,世世激勵、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道德文明。

朝貢貿易對明朝社會的影響

1、由于“朝貢貿易”完全建立在明朝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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