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初朝貢貿易的特點(明朝對外貿易特點)

明朝對外貿易特點

明朝的對外貿易分兩類：一種是官方控制和壟斷的“朝貢貿易”，另一種是私商貿易

朝貢貿易的目的是為了顯示明朝的權威，但貿易的方式、規模和商品種類都有嚴格的限制

私商貿易在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無法發展

在利益的驅使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商人和豪強開始從事海外走私活動，這些人具備走私的所有條件，他們擁有資本、海船和水手

他們輸出瓷器、絲絹、鐵器等，又買進香料、珠寶以及東洋和西洋特產

這種貿易活動大多以“投商人股”的方式進行，走私商靠盤剝人股商人謀求巨額利潤

只要貿易順利，走私商可獲得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潤

嘉靖之后，明朝的沿海經濟較為發達，“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

這一時期，外國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外國的香料、象牙、西洋鐘等商品也不斷輸人中國，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的多樣化

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在線等，是中后期，也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期

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

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

明代中后期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形

成的對外貿易擴張，為走私海外貿易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明代中葉以后

,

社會經濟有了

很大程度的發展，社會分工水平進一步細化

,

民營手工業生產水平顯著提高，規模較大的手

工工場開始出現。

第二，

朝貢貿易不能滿足國家對海外產品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不能滿足海

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在海禁政策下

,

朝貢貿易作為唯一合法的海外貿易形式，受到很多條

件的制約。明代前中期僅設置泉州、明州、廣州三地市舶司

,

到了嘉靖年間因倭患嚴重，又

唯有廣州市舶司得以保留。

而且政府還對朝貢的日期和次數進行了限制，

如琉球兩年才許入

貢一次，安南、占城等國貢期為三年，日本則十年一貢。顯然

,

在這樣的限制下，貿易的需

求不能得到滿足，

走私海外貿易作為替代的貿易方式發展起來也就毫不意外了。

第三，

世界

市場發展的需要。

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東來，

亞洲市場和歐洲市場的隔離狀態消失，

海外貿易

逐漸具有了全世界范圍的意義。雖然這一因素帶來的后果具有雙重性

,

然而殖民者經營的亞

洲內部貿易及跨洲貿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走私海外貿易的發展。

海寇和海商一體

明代中后期的貿易商人，

都是集海寇海商于一體。

終明一代，

朝貢貿易與施行海禁并行，

相輔相成，

與私人海上貿易對立。總的來說，

朝貢貿易和私人海上貿易是此消彼長，朝貢貿

易由明初的鼎盛到明末的衰落甚至瓦解；

私人海上貿易卻隨著海禁政策的松弛，

由明初的分

散、

小規模的暗中進行而逐步發展，

至明末甚至出現以鄭氏海商集團為代表的大型武裝海商

集團。

私人海上貿易在官方看來是“海盜”

、

“海寇”

，實際上是商寇難分。嘉靖朝刑部主事

唐樞說：

“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實際上，在傳統社會

中，

只要兩國的邊境有居民存在，

就有商品交換的可能性，

這是私人海上貿易得以長期存在

的根本原因。隆慶元年“部分”開放海禁，私人海上貿易蓬勃發展，但官方對此的管理仍時

松時緊，至明末因武裝海商集團的出現而達到頂峰。

中日走私貿易的擴大

明代中后期，明代和日本的朝貢貿易已經完全斷絕。日本政府，因中國斷絕其貿易

往來，

正常的貿易渠道被堵死，

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貿易外，

基本沒有獲取明朝商品的

途徑。

而倭寇又受到明朝軍隊的沉重打擊，

基本退出中國，

因此走私貿易是日本獲得中國商

品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往日本的貿易路近利厚人們照樣“舍死趨之若鶩”

。據說“得一

艘我福船價干金，鳥船數百金”

。

《批點通簽節略》記載，焰硝鐵金行二十倍于土價，而他錦

絢器物；過數倍”

，加之當時日本的白銀生產量增加，白銀在日本的購買力低于中國，如萬

歷四十三年

(1615)

，

1

兩白銀在日本只能到大米

1

公石

1

斗

3

升，而在中國可以買到

1

公石

7

斗

4

升。天啟前后

(1620

一

1630

年

)

，日本的金銀比價為

1

：

13

，而中國為

1

：

8

到

1

：

10

。

因此，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一般可獲巨利，如當時福建撫臣所說

“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

倍之息；其來矣，又以—倍而博百倍之息。

”即正是這種高額利潤的引誘，遂使海外貿易商

無視海禁王法，紛紛往日本從事走私貿易。其實，至萬歷三十八年（

1610

）

，對日本的誨禁

已經是名存實亡，這從福建巡撫陳于貞的《海防條議》中可以看出：

“

近奸民以眼日本之利

倍于呂宋，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將來構通接濟之害，始不可言。

”

自此之后到明亡的

30

多年中．往日本貿易的走私商船數量

—

般都是直線上升，據《羅山先

生文吏》卷十二載：

“

南京、福建商舶，每歲波長崎者，自此

(

指

1610

年

)

遂多。

明清時期中英兩國海外貿易的不同特點和成因

明清海外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注：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曾德昭《大中國志》

到了明中葉以后，市舶貿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種和數量比朝貢貿易的賞赍品就更加繁多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36之多，包括手工業品、農副產品、礦產品、動物和肉制品、干鮮果品、中草藥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類，其中手工業品共127種，占總數一半以上（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

明末，中國出口商品中，手工業品占總數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貨物是生絲，絲貨，棉布。當時從廣州出口商品的航線有三條，一，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歐洲各國，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日本，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菲律賓馬尼拉而轉口運往拉丁美洲，從萬歷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間，每年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為3000擔，崇禎九年(1636)達到6000擔，崇禎年間(1628—1644)每年由廣州經澳門輸往長崎的生絲2460擔，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明末絲貨的出口數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賓總督發現，菲律賓群島上土著居民因為服用中國衣料，不再種棉織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國的絲綢和其他中國衣著原料。1592年這個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的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棉布已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種植的棉花自行紡織，可以向墨西哥輸出肆十萬比索的布匹。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以后土著居民還是大量服用中國衣料。“中國紡織品還經過馬尼拉銷售到西屬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有的文獻說，因為中國棉布價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國貨而不用歐洲貨。中國絲綢就更為暢銷了。嚴中平說，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系。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于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于墨西哥總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

，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

從《晚明史》一大段話中，可以看到中國絲綢和棉布對西班牙紡織業的沖擊，很顯然，如果沒有明末中國紡織業的沖擊，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不會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丨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從17世紀2丨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進入18世紀， 中荷茶葉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7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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