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代海外貿易的變化(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原因)

明清時期中國海外貿易有何新變化

明清海外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注：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曾德昭《大中國志》

到了明中葉以后，市舶貿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種和數量比朝貢貿易的賞赍品就更加繁多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36之多，包括手工業品、農副產品、礦產品、動物和肉制品、干鮮果品、中草藥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類，其中手工業品共127種，占總數一半以上（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

明末，中國出口商品中，手工業品占總數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貨物是生絲，絲貨，棉布。當時從廣州出口商品的航線有三條，一，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歐洲各國，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日本，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菲律賓馬尼拉而轉口運往拉丁美洲，從萬歷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間，每年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為3000擔，崇禎九年(1636)達到6000擔，崇禎年間(1628—1644)每年由廣州經澳門輸往長崎的生絲2460擔，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明末絲貨的出口數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賓總督發現，菲律賓群島上土著居民因為服用中國衣料，不再種棉織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國的絲綢和其他中國衣著原料。1592年這個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的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棉布已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種植的棉花自行紡織，可以向墨西哥輸出肆十萬比索的布匹。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以后土著居民還是大量服用中國衣料。“中國紡織品還經過馬尼拉銷售到西屬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有的文獻說，因為中國棉布價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國貨而不用歐洲貨。中國絲綢就更為暢銷了。嚴中平說，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系。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于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于墨西哥總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

，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

從《晚明史》一大段話中，可以看到中國絲綢和棉布對西班牙紡織業的沖擊，很顯然，如果沒有明末中國紡織業的沖擊，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不會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丨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從17世紀2丨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進入18世紀， 中荷茶葉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7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荷印當局訂購6～7萬磅茶葉，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萬磅，到1719年，荷蘭的訂茶量達20萬磅（鴉丨片戰爭前中荷茶葉貿易初探）

18世紀對中國的歐洲主要貿易國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國家在18世紀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貨物為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從18世紀2丨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很顯然，明末到清代，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不再是絲貨棉布，而是茶葉。當然，如果絲貨和棉布在明末的基礎上大量增加，自然也無可厚非，但事實呢？

生絲，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為1833擔，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為19200擔，增加十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增至27128擔，又增加29％；到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增到51662擔，再增長90％（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初一看，數字似乎很大，可實際上呢，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每年的生絲出口量為74擔不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平均每年480擔，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1780—1790)，平均每年2467擔，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平均每年為5166.2擔。也就是說，清代的生絲出口，直到鴉丨片戰爭前夕，才和明末相當。

至于清代的棉布出口則開始于18世紀30年代。如果從明朝滅亡的1644年開始，棉布出口中斷了近一個世紀。

當十八世紀英國人的工業革命從棉紡織業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棉布市場在美洲，這時候，英國人沒有遭遇任何的競爭對手，在一百多年前，先英國人走上海上貿易擴張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還有荷蘭人，他們都遭遇到了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的瘋狂沖擊，然后走向衰弱，一百多年后，英國人的棉紡織業開始擴張，這個時候，中國只是在緩慢地恢復自己的傷口，那點可憐的棉布出口，其出口的航線的控制者也是英國，當中國的棉布出口瘋狂擴張的時候，中國走到了1840年。

十八世紀初，中國的茶葉出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茶葉為中國換來了大量的白銀，但茶葉無法帶給中國工業革命。曾經，中國的棉布與絲貨毀滅了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但，當英國人的工業革命開始與棉紡織業的時候，中國的棉紡織業不過是在被摧毀的土地上，緩慢恢復。

那廣垠的市場，不是英國棉布擊敗了中國棉布，而是中國的戰亂摧毀了中國棉布。那個年代，中國并非沒有保存手工業的機會，但清人的鐵騎南下的時候，江南很多地方選擇了放棄抵抗。他們放棄抵抗是無恥，但他們在試圖保住江南的手工業。明初，常遇春北伐，明太祖為了防止常遇春濫殺無辜而親往其軍營反復告誡，明末，在紫氣東來中，除了殺戮，剩下的就是廢墟，江南的繁榮，一夜之間，成了望不盡的廢墟。

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織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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