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代朝貢貿易的特點(明代初年對朝貢貿易的限制體現在哪幾個方面？)

明清時期“國際貿易”有什么特點

明清時期的海禁和閉關鎖國,只開廣州十三行,少量官方貿易,海外貿易并不繁華.海上貿易只要瓷器為主,陸上貿易以絲綢為主,明朝中期,從西歐到亞洲的航線以開通.

正德、嘉靖年間,國內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沿海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大賈對開放海外貿易的要求也就更加強烈起來；另一方面,由于歐洲殖民國家先后侵入南洋,使南洋各國對中國的“朝貢貿易”不能繼續保持,明統治者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也日益感到有開放“海禁”的必要.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的“倭寇”已被戚繼光等所擊敗,消除了使明王朝采取閉關政策厲行海禁的主要因素,因而在隆慶年間（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逐漸開放“海禁”,準許私人進行海外貿易活動.“海禁”一開,“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并賴” ,使得明代后期的對外貿易有較多的發展.

清初,為了鎮壓東南沿海地區漢族人民的反清斗爭,實行嚴格的“海禁”,不許下海交易.違禁者不論官民,一律處斬,貨物入官.順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頒布“遷海令”,強迫東南沿海各省的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片板不準下海”.這不僅造成了沿海人民的許多慘劇,也使得明末開放“海禁”以來發展了的海外貿易關系一度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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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年對朝貢貿易的限制體現在哪幾個方面？

明初實行海禁，嚴禁民間私人貿易。在明朝開國以后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中外貿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貢貿易”的框架之內進行。“朝貢貿易”是一種由政府統制的對外商業交往形式，即政府特許前來進貢通好的外國“貢舶”附帶一定數量的商貨，在政府指定的地點與中國做買賣。明初沿襲宋、元制度，在沿海口岸設立市舶提舉司作為主管對外貿易的機構，“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第一個市舶司設立于朱元璋建元稱帝之前的吳元年（1367年），地點在長江口的太倉黃渡鎮。洪武三年（1370年），以黃波市舶司過于接近南京將其停罷，另于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及廣東廣州三處傳統日岸設置市舶司機構，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及后來的西洋諸國。其后，因沿海不靖，一度關閉對外口岸并實行海禁，至永樂初復置浙、閩、粵三市舶司。市舶司負責查驗來華貢使身份、安排貢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及抽分征稅。永樂三年（1405年），以諸番來華漸多，在三市舶司分別建造專門接待外國商使的館驛，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注：《明史》卷81《食貨五》。）貢使團到達京師后，除朝見皇帝、進行“貢”與“賜”的禮品交換外，還被允許在隸屬禮部的會同館與中國商人進行一定規模的互市，也屬朝貢貿易的組成部分。

朝貢貿易是明前期唯一準許進行的合法對外貿易，所以王圻說：“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注：《續文獻通考》卷26《市糴考二》。）

朝貢貿易作為明初外交活動的一部分。政治色彩遠重于經濟色彩。其時明王朝初建，北驅蒙元，一統全國，政治、軍事強大，經濟逐漸恢復并得到初步發展，正處于國勢蒸蒸日上的階段，因此愿意招徠海外各國遣使通好，以壯大國聲威。在中國歷史上，“天朝”興旺發達，四海仰慕，遣使來朝，是“盛世”的標志，統治者一向將其視作自己的榮耀。為了吸引外國遣使來華，明初統治者在中外貿易中只重政治效果而不重經濟實惠，實行厚待貢舶的“優值”及“免稅”政策。明初朝廷不但每年都要花費大量金錢接待外國貢使，而且對其帶來的貢品一律本著“薄來厚往”的原則回贈價值更高的中華禮品（錦緞、紗羅、金銀、銅幣等）。對貢使團附帶來華貿易的商貨，雖例有抽分，但往往特旨免稅，并由政府出高價收買其大部分。如洪武二年（1369年）規定：“朝貢附至番貨欲與中國貿易者，官抽六分，給價償之，仍免其稅”（注：《續文獻通考》卷26《市糴考二》。）。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華商互市，有司請征其稅，為皇帝所拒絕，并發表議論說：“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注：《明史》卷81《食貨五》。）。就是說，國家對外貿易，不以征稅得利為目的，而是要服從朝廷厚待遠客政策這個“大體”。顯然，當時與朝貢聯系在一起的對外貿易是被當作政府外交活動的一部分來看待和進行的，即貿易從屬于外交，重政治而輕經濟。此為當時朝貢貿易的一大特色。

在明初優惠政策的招徠下，洪武時期有東洋、南洋的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來華通好并進行貿易。永樂以后，隨著鄭和下西洋船隊的廣泛外交活動，海上貿易的范圍擴大到西亞及非洲東海岸，前來進貢通好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數十個，朝貢貿易達到了空前的規模。

由于只重政治而輕經濟，明初政府從朝貢貿易中所得經濟好處有限，而財政負擔卻不小。貢使前來，不僅口岸及進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負責接待、護送，到京師后的接待及賞賜禮物也花費巨大。尤其鄭和下西洋以后，隨著各國貢船及附舶商隊人數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貢使的花費也不斷增大，且有應接不暇之感。為減輕財政負擔，自永樂時起，漸對朝貢的國家和地區實行認定資格，頒給“勘合”的制度，即發給允許來華朝貢的國家或地區特許憑證，沒有這種憑證的外國船只不許入口。后來，主要是在明中期以后，更對貢期、貢船數目、隨船人數、進境路線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規定。如日本，定例10年一貢，入寧波港，人毋過300，舟毋過3艘；琉球入泉州港，2年一貢，毋過100人；占城、真臘、暹羅及西洋諸國入廣州港，3年一貢，等等。對朝貢貿易的限制趨嚴，說明明初那種大力招徠外國來朝的熱情已經消退。

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在線等，是中后期，也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期

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

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

明代中后期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形

成的對外貿易擴張，為走私海外貿易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明代中葉以后

,

社會經濟有了

很大程度的發展，社會分工水平進一步細化

,

民營手工業生產水平顯著提高，規模較大的手

工工場開始出現。

第二，

朝貢貿易不能滿足國家對海外產品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不能滿足海

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在海禁政策下

,

朝貢貿易作為唯一合法的海外貿易形式，受到很多條

件的制約。明代前中期僅設置泉州、明州、廣州三地市舶司

,

到了嘉靖年間因倭患嚴重，又

唯有廣州市舶司得以保留。

而且政府還對朝貢的日期和次數進行了限制，

如琉球兩年才許入

貢一次，安南、占城等國貢期為三年，日本則十年一貢。顯然

,

在這樣的限制下，貿易的需

求不能得到滿足，

走私海外貿易作為替代的貿易方式發展起來也就毫不意外了。

第三，

世界

市場發展的需要。

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東來，

亞洲市場和歐洲市場的隔離狀態消失，

海外貿易

逐漸具有了全世界范圍的意義。雖然這一因素帶來的后果具有雙重性

,

然而殖民者經營的亞

洲內部貿易及跨洲貿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走私海外貿易的發展。

海寇和海商一體

明代中后期的貿易商人，

都是集海寇海商于一體。

終明一代，

朝貢貿易與施行海禁并行，

相輔相成，

與私人海上貿易對立。總的來說，

朝貢貿易和私人海上貿易是此消彼長，朝貢貿

易由明初的鼎盛到明末的衰落甚至瓦解；

私人海上貿易卻隨著海禁政策的松弛，

由明初的分

散、

小規模的暗中進行而逐步發展，

至明末甚至出現以鄭氏海商集團為代表的大型武裝海商

集團。

私人海上貿易在官方看來是“海盜”

、

“海寇”

，實際上是商寇難分。嘉靖朝刑部主事

唐樞說：

“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實際上，在傳統社會

中，

只要兩國的邊境有居民存在，

就有商品交換的可能性，

這是私人海上貿易得以長期存在

的根本原因。隆慶元年“部分”開放海禁，私人海上貿易蓬勃發展，但官方對此的管理仍時

松時緊，至明末因武裝海商集團的出現而達到頂峰。

中日走私貿易的擴大

明代中后期，明代和日本的朝貢貿易已經完全斷絕。日本政府，因中國斷絕其貿易

往來，

正常的貿易渠道被堵死，

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貿易外，

基本沒有獲取明朝商品的

途徑。

而倭寇又受到明朝軍隊的沉重打擊，

基本退出中國，

因此走私貿易是日本獲得中國商

品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往日本的貿易路近利厚人們照樣“舍死趨之若鶩”

。據說“得一

艘我福船價干金，鳥船數百金”

。

《批點通簽節略》記載，焰硝鐵金行二十倍于土價，而他錦

絢器物；過數倍”

，加之當時日本的白銀生產量增加，白銀在日本的購買力低于中國，如萬

歷四十三年

(1615)

，

1

兩白銀在日本只能到大米

1

公石

1

斗

3

升，而在中國可以買到

1

公石

7

斗

4

升。天啟前后

(1620

一

1630

年

)

，日本的金銀比價為

1

：

13

，而中國為

1

：

8

到

1

：

10

。

因此，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一般可獲巨利，如當時福建撫臣所說

“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

倍之息；其來矣，又以—倍而博百倍之息。

”即正是這種高額利潤的引誘，遂使海外貿易商

無視海禁王法，紛紛往日本從事走私貿易。其實，至萬歷三十八年（

1610

）

，對日本的誨禁

已經是名存實亡，這從福建巡撫陳于貞的《海防條議》中可以看出：

“

近奸民以眼日本之利

倍于呂宋，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將來構通接濟之害，始不可言。

”

自此之后到明亡的

30

多年中．往日本貿易的走私商船數量

—

般都是直線上升，據《羅山先

生文吏》卷十二載：

“

南京、福建商舶，每歲波長崎者，自此

(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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