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原因(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的主要原因)

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原因

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國家海防安全意識的增強。明朝中期以后，國家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為了加強海防，明朝實行了海禁政策，限制海上貿易，同時也鼓勵商人和海外國家進行貿易，這導致了海外貿易的轉型。

國家經濟的發展需要。明朝政府推行海禁政策的同時，也鼓勵商人和海外國家進行貿易，這種貿易能夠為明朝政府帶來巨大的財富，也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文化交流的需要。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間海外貿易，但是明朝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仍然在進行，這促進了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

綜上所述，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有政府的鼓勵和支持。<!--

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主要表現

明代海外貿易轉型的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貿易范圍擴大：明代海外貿易范圍從原來的東南亞、南亞擴展到西亞、歐洲、非洲、大洋洲等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貿易國家之一。

貿易商品多樣化：明代海外貿易商品從原來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傳統商品，擴展到香料、珠寶、象牙、犀角、銅鐵器等貴重商品，以及棉花、茶葉、蔗糖等農產品。

貿易方式多樣化：明代海外貿易方式從原來的官方貿易，發展到私人貿易、海上貿易、海上走私等多種形式，海上貿易成為主要形式。

貿易政策調整：明代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進行調整，實行海禁政策，限制私人貿易，但同時鼓勵私人進行海上貿易，并開放了一些港口進行貿易。

明代海外貿易轉型是明代經濟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明代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為何海外貿易在明朝是生存必須，看明代海外貿易港口的興衰

在中國的海外貿易史上，明朝是一個典型的朝代。在明朝初期，為防止倭寇騷擾，明朝政府頒布了海禁令，只有海外國家允許派遣使節在明朝進行貿易，還實施了部分開放海禁政策，允許海外私人貿易商申請引文，繳稅和進行海外貿易。

因此，明代的海外貿易港口可分為三種：官方管制的支流貿易港口，另一種是禁止使用的走私貿易港口，第三種是私人貿易的應用，導致對外貿易的興衰。明太祖開國之初，為了與外國人交流，鎮壓奸商，實行法律禁令。初期在這些港口建立城市航運區劃主要是基于其傳統習慣和地理位置，在寧波專門為日本成立了一家城市運輸公司。

關于福建船務公司從泉州遷出的原因，福州是福建省會所在地。為了加強對船務公司的控制和對海外貿易的管理，福建船務公司的代理機構被調動了。從泉州到福州，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并非如此。從明朝初期建立的港口來看，除了廣州，這是傳統習俗，其他港口也很遠。盡可能遠離省會或者相關城市，以防止外國信使騷擾。

朝貢貿易中的所有住房損失均歸關中所有，而由地方政務司司長管轄的城市航運卻沒有姓名，只是檢查而已。此外，明代政府和法院不愿放松直接派遣內部官員來告誡該市航運部門的做法。這表明，在監察內部的直接控制和監督下，地方布政司很難加強對城市航運部門的控制和對海外貿易的管理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福建航運公司從福州遷往泉州？顯然，大多數琉球貢船都停泊在福州。眾所周知，航行的自然規律是在帆船運動時代，海上運動的主要動力是依靠季風風，琉球貢船由于有季風，琉球貢船的作用基本上錨定在福州和長樂。明初泉州港的衰落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方面，福建港務局的搬遷失去了其國際貿易港的地位。當時，福建港師只限于接受琉球貢品。琉球使者一直把日本，東南亞和其他國家的土特產作為“貢品”帶到中國，并將明朝“獎勵”的絲綢織物和瓷器帶到日本和東南亞并出售。

作為中間商，貢品的數量非常頻繁，幾乎每年都有向貢品進貢的明朝貢品，因此當時在福建市船務事業部和琉球貢品的貿易官員人數達到了兩倍。由于頻繁的貿易往來，城市運輸公司所在地的居民經常乘船去琉球貿易。

另一方面，從明朝開始就嚴格執行海禁令。不允許私海貿易，這使泉州港無法復興并成為私商港口。在明朝初期，私人海上航行的處罰是嚴厲的。禁止走私貿易。一些走私貿易集中在沿海附近的某些島嶼上。由于這些島嶼位于海上要塞，地勢險峻。

因此，在洪武初期，為了鞏固海防，島民經常向內移動，其他走私貿易主要集中在偏遠的沿海小港口，它們經常成為發現走私貿易船的地方。但是，泉州是政府所在地，是海岸防線。在明政府嚴格的海上禁令期間，所有禁止出海的私人海外貿易船都被包括在走私貿易中。盡管明朝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海洋禁運法，但它無法完全切斷這種貿易。

簡而言之，這些走私貿易港口大多數分布在偏遠的沿海地區或沿海附近的荒島上，其興衰與當時的嚴格禁海和海防力量的密切相關。一般而言，禁海令嚴厲時，供應逐漸短缺，走私商人獲利，走私貿易蓬勃發展，走私貿易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明朝統治者的注意，為了加強海上防御力量和制止走私活動，海防機構不斷升級，海防力量逐漸增強，但在這里的走私活動并未減弱。因此，明朝統治者不得不考慮擴大行政體制。

到萬歷末，貿易逐漸衰落，其主要原因是荷蘭定居者對我國沿海地區的騷擾。萬歷年間末，荷蘭殖民者開始了我國沿海從事海盜活動，掠奪我們的海外商船。 眾所周知，澎湖列島和琉球群島是日本民族爭奪必然之地。未來幾天，商船和漁船已經交換了成千上萬的人。在殖民者占領之后，中國的商船不敢走出去。返回后，超過10萬名海商和船夫聚集在港口，重新奪回澎湖島。

參考文獻：

《明史》

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的主要原因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織品生產而言，中國是麻類纖維原產地，千余年間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對麻縷“半浸半曬”、硫磺熏蒸等漂白技術均居當時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生絲制作的產品經得起海風吹拂而不變色，歐洲絲綢產品的款式、織法、圖案設計、印染工藝無不受到中國的影響和啟迪，更有甚者，英國直到1690年以后才織出質量較好的亞麻布。

明代中期，中國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 [5]當時一個西方作家也報道說：“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 [6]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產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 [7]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生絲、絲織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除了質量優越之外，明代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于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于宋、元時期的兩倍，而恰在此時，美、歐正處于“價格革命”時期，歐洲各國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涉及所有工農業商品、持續約一個世紀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在這場通貨膨脹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價從16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普遍上漲3倍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物價從16世紀中期開始上漲兩倍左右。這大大削弱了歐洲各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對于歐洲各國，中國商品以白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為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國際市場上中國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與外國同類產品價格對比如下：

絲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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