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有哪些貿易商品(明朝對外貿易特點)

歷史中的中外貿易都有哪些？

互市也是古代中國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的重要渠道，這是政府控制之下的貿易。這種貿易上起秦漢，下至明清，既發生在中原王朝或政權與邊疆民族政權之間，也存在于邊疆地區的部族、政權之間，一般由雙方議定在轄區交界地點設立市場，宋代稱這種市場為榷場，由雙方派官吏管理。

中原王朝、政權與邊疆政權、部族進行互市時，往往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目的，首先具有政治上的意圖，力圖通過互市強化與邊疆民族、政權的聯系，開通互市以顯示“中原天子”的“恩德”，停止互市以表明對不“忠順”的首領的制裁；同時，經濟上則希望互通有無、繁榮內地經濟，內地商人、邊疆地方官、百姓更看重這一層的作用，因為互市有利于邊疆的發展，商人可以賺錢、官員可以出政績、百姓可以交換物品，一旦實行制裁就往往與對抗、戰爭相伴，更是商人、百姓所不愿看到的。

漢朝與邊疆民族、政權的互市長期進行，特別是與南越、匈奴之間。嶺南地區在秦代設置郡縣，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比以前要頻繁得多，秦末趙佗建南越，與內地的互市仍然存在，公元前196年漢朝授予趙佗璽綬，趙佗稱臣，雙方又劃定邊界，交界地區的貿易也有所發展，雙方主要進行金器、鐵器、農具、馬、牛、羊的交易。公元前183年，漢廷下令禁止與南越的貿易，又有傳言講趙佗在北方的祖墳被挖、兄弟被抓，趙佗便稱帝反漢，漢廷則增兵嶺南。文帝即位后改對抗為安撫，趙佗自去帝號向漢稱臣，交界地區的貿易又恢復正常。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發兵滅南越，嶺南之地回到漢朝直接統治之下，與內地的經貿往來更加密切。

隋唐以后，互市依然是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的重要渠道，如隋朝初年曾與突厥長期戰爭，這對內地與邊疆的經濟往來產生了不利影響，等到隋軍擊敗沙缽可汗的攻勢，突厥各部先后對隋稱臣，594年他們獻上大量的馬、牛、羊，隋朝才答應在沿邊地區恢復互市。元、明、清時期，內地與邊疆的互市有了更大的發展，而且在官方控制的“官市”結束后，允許民間進行“私市”。比如明朝時期，準許土默特鄂爾多斯等部與中原交界的地區每月在適當地點開設月市；又在遼寧義州(今遼寧義縣)開設木市，用內地的糧食、生活用品換取蒙古地區的木材。

“茶馬貿易”在明朝時尤其突出。從明朝初年起，由于藏族聚居區需要從內地輸入大量茶葉，而明朝又需要從那里購買大量的馬匹，就采取了政府壟斷的方式開展“茶馬”貿易。明朝在陜西、四川地區收貯漢中茶、巴茶，后來又從湖廣收貯茶葉，專門用于“茶馬貿易”。明朝在今天甘肅、四川、青海的天水、臨夏、臨潭、雅安、松藩、西寧等地設立茶市，設茶馬司統一管理與藏族的茶馬互市。為確保購買到足夠的馬匹，明朝禁止販運私茶，嚴禁內地商人到藏族地區收購馬匹，也禁止藏族商人到內地購買茶葉，如發現漢地商人販運私茶出境者和關隘失職者，一律凌遲處死。在互市時，馬以上、中、下和年齒論價，茶葉則分為上、中等，并禁止劣質茶葉輸出，以免影響馬匹的輸入。茶與馬的比價由明朝規定，各時期、各地方的比價有所差異，主要隨供需形勢而定，比如明朝初年，雅州(今四川雅安)的茶多馬少，就規定1匹馬給1800斤茶葉，而河州(今甘肅臨夏)等地的茶少馬多，就規定上馬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土木之變”后，明朝戰馬損失很大，由于急需馬匹，就提高了比價，規定上馬100斤、中馬80斤。另外，明朝還曾用鹽、絹、布、牛、銀等換馬，并規定了比價。

在北方，明朝還在指定地點開設馬市，與蒙古各部和女真進行以馬為主要商品的互市。每年開市一兩次，按品種、等級定出牲畜的價格，明朝或者用銀、鈔收購馬匹，或者用綢緞、布匹、鐵器、茶葉和其他生活用品折價換馬。這種馬市稱為官市，明朝派官員進行管理，駐軍維持秩序，各部的首領也派人到市場上監督、管理自己的部屬和商品。如果互市順利，明朝官員就在結束后設宴招待邊疆各部的主管頭領，以明朝朝廷的名義給予“賞賜”——市賞。如果對方在互市時有敵對行動，或者擾亂市場，明朝就用不發市賞甚至是停止馬市的手段加以制裁。

明朝將互市中得到的騸馬送到邊關用于作戰，或者發往各都司衛所進行訓練，而母馬、馬駒和尚未調撥走的都送到苑馬寺飼養。明朝設了許多養馬的處所，如陜西和甘肅都有苑馬寺、行太仆寺。應當說，茶馬貿易不僅僅使明朝獲得了大量的戰馬，而且達到了雙贏的效果，邊疆的蒙古、女真、藏族等地區獲得所需的鹽、茶葉、鐵器等物資，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的農牧業、副業等的共同發展，對邊疆開發更具有積極意義。

在統一王朝時期，互市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有利于邊疆的發展，在多個政權分立對峙時期也是如此。這在宋遼夏金時期頗為突出。為開展互市，宋、遼在交界地區設立榷場，遼的榷場設在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地，宋設在雄州、霸州、安肅軍(今河北徐水縣)、廣信軍(今河北徐水縣境內)等地。宋從遼輸入銀錢、布匹、馬、羊、駱駝等，而向遼輸出繒、帛、漆器、糧食等，不僅在互通有無中便利了百姓的衣食住行，還使兩國政府從中獲得大量的稅收。不僅如此，遼朝還在境內的北部地區設立榷場，與女真等民族進行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榷場設在寧江州(治所混同縣，在今吉林松原市境內)，女真人的主要交易物品為金、布、蜜臘、藥材等。

宋朝在與西夏交界地區也設有榷場，西夏從內地輸入絲綢、糧食、布匹、香藥、瓷器和其他日用品，向內地輸出駱駝、馬、羊、氈毯、蜜蠟以及柴胡、麝香、紅花等各種藥材。雙方在互市中形成了互補，特別是西夏對內地生活用品的需要量很大，因此當關系惡化時，宋朝就用停止“歲賜”、互市的辦法進行制裁。1039年～1042年間，雙方戰爭不斷，元昊在戰場上不斷獲勝，卻在經濟上打了敗仗，因為宋朝為此停止了“歲賜”，關閉了榷場，這對宋朝影響不大，西夏境內則出現了糧食、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短缺，引起物價上漲。元昊的對宋戰爭政策讓官民頗為不滿，于是轉向了議和。

宋朝與遼、金、西夏的戰爭不斷，十分需要戰馬，為此在西北的熙州(治今甘肅臨洮縣)、河州(治所今甘肅臨夏市)和西南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南部的邕州都設立榷場，以內地出產的茶葉和其他土特產換取吐蕃各部、大理的馬匹，這種貿易歷史上稱為“茶馬貿易”。這就使吐蕃、大理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更加密切，有利于西南邊疆的發展，而宋朝因此獲得了大量的戰馬，據記載紹圣年間(1094年～1098年)每年購買的馬多達2萬匹。

南宋與金朝1142年議和之后，在交界地區廣設榷場，但此后雙方時和時戰，榷場也時開時閉。盡管如此，雙方互市的品種、數量都相當可觀，南宋從金朝輸入貂皮、珠寶、人參、甘草、絹、松子等等，向金朝輸出茶葉、生姜、陳皮、牛、米、象牙、犀角、檀香、絲織品等等。茶葉是雙方貿易中的大宗商品，1223年(金元光二年)，僅河南、陜西的50個郡從南宋購買的茶葉，總值就高達30萬兩白銀。互市促進了南北經貿往來，金、宋政府也從中獲得了大量的賦稅，比如1196年(金承安元年)金政府就從秦州(治所在今甘肅天水市)榷場獲得了122099貫的稅收，而南宋從輸入金朝一個榷場的稅額也達到了43000貫。

金與西夏之間設有榷場，但規模較小，時斷時續。經過西夏多次要求，1141年(金皇統元年)金朝才答應互市，雙方在保安(治所在今陜西志丹縣)、蘭州、綏德(治所在今陜西綏德縣)、環州(今甘肅環縣)等地設置了榷場。西夏以珠寶、玉石交換金朝的絲帛，金世宗認為這是“拿無用之物換我們的有用物品”，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停止了保安、蘭州兩個榷場；1181年恢復了綏德榷場，10年后恢復了所有舊有榷場，但1193年(金明昌四年)又全部關閉；以后一度恢復蘭州、保安榷場，但又因雙方戰爭而關閉。

明朝對外貿易特點

明朝的對外貿易分兩類：一種是官方控制和壟斷的“朝貢貿易”，另一種是私商貿易

朝貢貿易的目的是為了顯示明朝的權威，但貿易的方式、規模和商品種類都有嚴格的限制

私商貿易在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無法發展

在利益的驅使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商人和豪強開始從事海外走私活動，這些人具備走私的所有條件，他們擁有資本、海船和水手

他們輸出瓷器、絲絹、鐵器等，又買進香料、珠寶以及東洋和西洋特產

這種貿易活動大多以“投商人股”的方式進行，走私商靠盤剝人股商人謀求巨額利潤

只要貿易順利，走私商可獲得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潤

嘉靖之后，明朝的沿海經濟較為發達，“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

這一時期，外國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外國的香料、象牙、西洋鐘等商品也不斷輸人中國，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的多樣化

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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