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的貿易商品有哪些呢(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1）主要考查學生準確解讀材料，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進行歸納概括的能力．從“使許多原本用以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改種桑樹、棉花等經濟作物”“商人擁有雄厚的資本”“徽州商人”可知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2）主要考查學生準確解讀材料，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從“明朝政府開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設督餉館，私人海上貿易取得某種程度的合法地位”可知明朝海外貿易“一度活躍”的原因；

（3）主要考查學生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解答的關鍵是從積極作用入手，結合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繁榮）；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進行作答．

故答案為：

（1）表現：經濟作物大量種植；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商人資本雄厚；商幫（徽商、晉商）活躍．

（2）原因：中國商人主動參與海外貿易；政府開放（放松）海禁；設立專門管理機構．

背景：新航路開辟；殖民者掠奪美洲白銀（貴金屬）；中國手工業品在海外受歡迎；外國無合適商品與中國交換，不得不用白銀支付．

（3）作用：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繁榮）；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

明朝商品經濟發達的表現是什么？

明朝中葉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的主要表現有：

1、生產力得到提高。

在農業方面，犁、鋤、杈、鐮、水車等生產工具已十分完備，鐵器工具的數量明顯增加，質量也有了提高，并得到更普遍的推廣。從《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的農業生產技術，不論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各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2、經濟作物多樣化。

在明代，河北、山東、河南、兩淮之間已普遍種植棉花。煙草在明中葉后從呂宋傳入，很快便推廣到福建、廣東以及長江流域等地。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日益擴大，不僅使一些荒廢的土地充分被利用，而且直接為手工業生產提供了豐富原料。

3、手工業不斷發展。

冶鐵鑄鐵和制瓷業有了發展。當時全國產鐵的地區共有100余處，在河北遵化、山西陽城、廣東佛山、福建尤溪等地也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鐵爐用鹽泥砌成，并用煤炭為燃料。遵化的鐵爐深一丈二尺，每爐能熔礦砂兩千多斤。

商品經濟的產生：

商品經濟最早產生于第二次社會分工即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并進一步擴大，在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時出現了商品經濟的重要媒介——商人。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商品之間的交換主要由市場調配時，這種社會化自由市場進行資源調配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

為何明朝時期的貿易戰，最重要的商品是鹽和鐵？

在古代茶和鹽是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鹽每個人都離不開，鹽不僅僅是調味品，而且是必需品，沒有鹽就沒有力氣，所有人都得吃鹽。古代鹽的地位就和現在的石油一樣。

而明朝因為政策多變以及權責混亂的原因，相比于其他朝代來說，明朝的百姓顯然更加缺少鹽。一般來說，普通百姓之所以買不到食鹽，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吃鹽不易：起先是通過官府按配額分發，不存在自由購買食鹽的渠道，明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鹽店供銷。

明朝取消鹽鐵專營采用鹽引制度，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商人負責損耗，鹽的專賣制是前幾年才明確廢除的。鹽引制是民國時期取消的。相當于朝廷不再跟小民打交道，開始搞承包制了，冷兵器時代是否能打仗？戰斗力是否強，跟什么社會體制沒有直接的關系。只要為了女人，為了金錢敢玩命就可以贏了。找了幾個大的經銷商，然后坐等收錢，再也不用像過去那樣操心了。

俟商人納糧，即由收糧機關填寫納糧數、應給引數、鹽數，并填給倉鈔，由商人持其至鹽務機關經檢驗相符，則按數給引，派場依次支鹽，按區行銷售賣。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是波士頓傾茶事件，也是因茶而起，當今天的小年輕迷戀咖啡味道的時候，卻不知道，一百年間多次遷徙，沒能獲得一個安定的居住環境，再加上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關系落后，農業只能算是一個社會生活的補充。當時的美國人是喝不起中國茶才發起的咖啡運動～，明朝制定法律、商規，控制食鹽，施行統一專賣，也就這不足為奇了。然而，民間的一些商人卻見利忘義，鋌而走險，私販黒鹽，以獲暴利，自然成為明朝打擊的對象了。

指出明朝時期我國商品經濟出現了哪些新現象

明朝前期：明初統治者在元末農民戰爭猛烈掃蕩舊生產關系落后環節的基礎上，實施了獎勵墾荒、輕徭薄賦、鼓勵種植經濟作物、提高手工工匠身份等經濟政策的調整改革，使這一時期社會經濟得到全面恢復發展。當時，明太祖告誡各地官吏：“天下初定，百姓財力困乏，好比小鳥不可拔羽，新樹不可搖根。”為此，他多次下令減免賦稅，興修水利，鼓勵生產，與民休息。朱元璋特別強調獎勵墾荒和移民屯田。到明太祖后期，土地大量開墾，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而永樂年間政局穩定、國力強大，成為中國歷史又一鼎盛皇朝。

明中后期： 15 世紀 40 年代至 17 世紀 20 年代，即明英宗正統年間至明神宗萬歷末年。總的形勢是，大明帝國繁榮強大的時代已告結束。政治上官方勢力抬頭；法制日益松馳，官員更加腐化。財富爭奪日益激烈化。這一時期隨著社會經濟恢復發展，封建貴族地主瘋狂兼并地土地，“皇莊”遍畿內；王府莊田、勛戚莊田、中官莊田、大量擴張，遍布各地，都是權力的變生物。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不斷激起暴動抗爭。小農經濟遭受破壞，也使政府財政陷于困境。宦官專權、政治腐敗、軍備敗壞，導致政治危機不斷加深。加上北方韃靼、瓦刺崛興，屢屢破關南下劫掠，東南沿海倭寇不斷登陸騷擾，明皇朝內外交困，國力漸衰。

明朝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的表現形式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后的第三個高峰。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一度受到破壞外，這一高峰基本上持續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農民多種經營現象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產品主要面向市場而并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鈿山水人物圖盤明代白玉螭龍杯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奢侈品在商品總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據了市場流通總額的大部分，尤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類物品為商品中的大宗。

在國內貿易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強烈。明朝中期，有關禁海、開海的斗爭由地方達到中央，私人海外貿易與倭寇合流，成為影響沿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為前所未有。隆慶年間開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國商品以東南亞為跳板流入歐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歐洲工業技術的革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貢獻。與海外貿易的發展相聯系，白銀貨幣化成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矚目的現象。明初以銅錢、紙鈔為法定貨幣，白銀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紙鈔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導致信用下降，漸至名存實亡，銅錢則因幣材缺乏，鑄幣量難以滿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銀之禁，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恰好彌補了國內銀礦不足的缺陷。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征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商業資本日益膨脹的趨勢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團，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縣），其地屬山區，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經營工商業謀生。當地物產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產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絕好的商業市場。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徽商實力勃興，明代錢幣長江中下游地區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部分徽商還把經營方向發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領許棟、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經商成為徽州普遍的風氣，“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見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鹽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陜西商人，他們在明朝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積累了大量資本，勢力經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還有很多較小規模的商人集團，其經商活動大都帶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點。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后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明代都市綢緞店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都是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明朝末年，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天下四大鎮”，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置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構成了一個個較大的地區貿易網絡。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系，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后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成書于神宗萬歷時期的《歙志風土論》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其中贊譽明孝宗弘治年間“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為“一時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至嘉靖末、穆宗隆慶初“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到萬歷時“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冊《鳳寧徽備錄》）。這一類對明朝后期百年之間社會風氣變化的敘述，在其他一些地區的方志里也頗不乏見。歸納而言，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棄本逐末”，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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