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中后期海外貿易的變化(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在線等，是中后期，也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期)

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在線等，是中后期，也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期

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

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

明代中后期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形

成的對外貿易擴張，為走私海外貿易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明代中葉以后

,

社會經濟有了

很大程度的發展，社會分工水平進一步細化

,

民營手工業生產水平顯著提高，規模較大的手

工工場開始出現。

第二，

朝貢貿易不能滿足國家對海外產品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不能滿足海

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在海禁政策下

,

朝貢貿易作為唯一合法的海外貿易形式，受到很多條

件的制約。明代前中期僅設置泉州、明州、廣州三地市舶司

,

到了嘉靖年間因倭患嚴重，又

唯有廣州市舶司得以保留。

而且政府還對朝貢的日期和次數進行了限制，

如琉球兩年才許入

貢一次，安南、占城等國貢期為三年，日本則十年一貢。顯然

,

在這樣的限制下，貿易的需

求不能得到滿足，

走私海外貿易作為替代的貿易方式發展起來也就毫不意外了。

第三，

世界

市場發展的需要。

隨著西方殖民者的東來，

亞洲市場和歐洲市場的隔離狀態消失，

海外貿易

逐漸具有了全世界范圍的意義。雖然這一因素帶來的后果具有雙重性

,

然而殖民者經營的亞

洲內部貿易及跨洲貿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走私海外貿易的發展。

海寇和海商一體

明代中后期的貿易商人，

都是集海寇海商于一體。

終明一代，

朝貢貿易與施行海禁并行，

相輔相成，

與私人海上貿易對立。總的來說，

朝貢貿易和私人海上貿易是此消彼長，朝貢貿

易由明初的鼎盛到明末的衰落甚至瓦解；

私人海上貿易卻隨著海禁政策的松弛，

由明初的分

散、

小規模的暗中進行而逐步發展，

至明末甚至出現以鄭氏海商集團為代表的大型武裝海商

集團。

私人海上貿易在官方看來是“海盜”

、

“海寇”

，實際上是商寇難分。嘉靖朝刑部主事

唐樞說：

“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實際上，在傳統社會

中，

只要兩國的邊境有居民存在，

就有商品交換的可能性，

這是私人海上貿易得以長期存在

的根本原因。隆慶元年“部分”開放海禁，私人海上貿易蓬勃發展，但官方對此的管理仍時

松時緊，至明末因武裝海商集團的出現而達到頂峰。

中日走私貿易的擴大

明代中后期，明代和日本的朝貢貿易已經完全斷絕。日本政府，因中國斷絕其貿易

往來，

正常的貿易渠道被堵死，

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貿易外，

基本沒有獲取明朝商品的

途徑。

而倭寇又受到明朝軍隊的沉重打擊，

基本退出中國，

因此走私貿易是日本獲得中國商

品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往日本的貿易路近利厚人們照樣“舍死趨之若鶩”

。據說“得一

艘我福船價干金，鳥船數百金”

。

《批點通簽節略》記載，焰硝鐵金行二十倍于土價，而他錦

絢器物；過數倍”

，加之當時日本的白銀生產量增加，白銀在日本的購買力低于中國，如萬

歷四十三年

(1615)

，

1

兩白銀在日本只能到大米

1

公石

1

斗

3

升，而在中國可以買到

1

公石

7

斗

4

升。天啟前后

(1620

一

1630

年

)

，日本的金銀比價為

1

：

13

，而中國為

1

：

8

到

1

：

10

。

因此，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一般可獲巨利，如當時福建撫臣所說

“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

倍之息；其來矣，又以—倍而博百倍之息。

”即正是這種高額利潤的引誘，遂使海外貿易商

無視海禁王法，紛紛往日本從事走私貿易。其實，至萬歷三十八年（

1610

）

，對日本的誨禁

已經是名存實亡，這從福建巡撫陳于貞的《海防條議》中可以看出：

“

近奸民以眼日本之利

倍于呂宋，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將來構通接濟之害，始不可言。

”

自此之后到明亡的

30

多年中．往日本貿易的走私商船數量

—

般都是直線上升，據《羅山先

生文吏》卷十二載：

“

南京、福建商舶，每歲波長崎者，自此

(

指

1610

年

)

遂多。

如果明朝中后期開放海外貿易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明朝建立后，在較長一陣子內，對內推行海禁，嚴禁國內經商；對外經濟推行朝貢貿易，嚴格要求限定國外的入貢，“以市舶附于貢舶，有貢則許市，凡按時入貢皆預給勘合，勘合不符合者不接受。”這類嚴格的海禁和朝貢貿易基本上圍繞了一整個明朝。

中國古代在亞洲范圍內經濟發展、文化藝術的發展壯大一直以來處在領先水平，綜合國力強勁，資源豐富，因此很早就已經與周圍各個國家普遍存在朝貢貿易。這其實是一類附加經濟發展利益的政治文化活動內容。但來到明朝，因為選用了嚴禁個人境外貿易的現行政策，促使中外貿易溝通交流關鍵依靠朝貢貿易。再加之推行了比較嚴重相差太大的“厚往薄來”原則，周圍各個國家覺得能夠賺錢，在他們來看朝貢貿易僅僅一類喊著政治文化幌子的只賺不賠的經濟活動。之后當明朝發覺綜合國力不好，進行稍許調節時，理所應當地遭受了境外列國的抵制，政治文化關系也急劇下降。

從14世紀到17世紀，世界史進入了海洋時代。而自動放棄了海外的中國，落伍就從此以后逐漸開始。比照相同時期西方國家的發展壯大，中國在各層面都被拉下了差別。明朝執政者在應對國內外發生的難題的情況下，沒有好好地思考本身規章制度上的缺點，只是因噎廢食，徹底否定，大略地用粗魯的方式去解決，妄圖將一直以來持續發展壯大著的民俗境外貿易徹底禁止。最后，不但未能如愿，反倒引起了之后規模性的“嘉靖倭患”。

倭寇本質是一次海禁和反海禁的抗爭。文化藝術的不可動搖造成明廷更為重視萬國朝拜的朝貢貿易，而忽視對海上自由貿易的發展壯大。當執者的統治觀念干擾著二元貿易的發展壯大，也將大明王朝推進禁閉自封的處境。

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織品生產而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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