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清海外貿易政策的變化(宋元時期相比材料反映的明清時期的海外貿易政策有何變化這種變化)

宋元時期相比材料反映的明清時期的海外貿易政策有何變化這種變化

（1）同宋元時期相比，材料中反映的明清時期的海外貿易政策有何變化？這種變化說明了什么？

答：宋元時期，政府鼓勵對外貿易；明清時期，嚴格限制甚至禁止海外貿易。 這種變化表明：到了明清時期，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封建制度已開始沒落

（2）明清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根源是什么？又出于哪些現實考慮？ 答：明清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其根源在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同時，又有隔絕大陸與海外反清勢力聯系、防范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等現實考慮。 （3）如何認識和評價明清“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

答：明清統治者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雖然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動起過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也人為地阻斷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使國人既看不到世界形勢的變化，也未能適時地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使中國在世界上逐漸落伍了。

明清時期中國海外貿易有何新變化

明清海外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注：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曾德昭《大中國志》

到了明中葉以后，市舶貿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種和數量比朝貢貿易的賞赍品就更加繁多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36之多，包括手工業品、農副產品、礦產品、動物和肉制品、干鮮果品、中草藥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類，其中手工業品共127種，占總數一半以上（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

明末，中國出口商品中，手工業品占總數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貨物是生絲，絲貨，棉布。當時從廣州出口商品的航線有三條，一，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歐洲各國，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日本，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菲律賓馬尼拉而轉口運往拉丁美洲，從萬歷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間，每年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為3000擔，崇禎九年(1636)達到6000擔，崇禎年間(1628—1644)每年由廣州經澳門輸往長崎的生絲2460擔，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明末絲貨的出口數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賓總督發現，菲律賓群島上土著居民因為服用中國衣料，不再種棉織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國的絲綢和其他中國衣著原料。1592年這個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的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棉布已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種植的棉花自行紡織，可以向墨西哥輸出肆十萬比索的布匹。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以后土著居民還是大量服用中國衣料。“中國紡織品還經過馬尼拉銷售到西屬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有的文獻說，因為中國棉布價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國貨而不用歐洲貨。中國絲綢就更為暢銷了。嚴中平說，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系。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于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于墨西哥總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

，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

從《晚明史》一大段話中，可以看到中國絲綢和棉布對西班牙紡織業的沖擊，很顯然，如果沒有明末中國紡織業的沖擊，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不會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丨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從17世紀2丨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進入18世紀， 中荷茶葉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7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荷印當局訂購6～7萬磅茶葉，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萬磅，到1719年，荷蘭的訂茶量達20萬磅（鴉丨片戰爭前中荷茶葉貿易初探）

18世紀對中國的歐洲主要貿易國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國家在18世紀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貨物為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從18世紀2丨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很顯然，明末到清代，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不再是絲貨棉布，而是茶葉。當然，如果絲貨和棉布在明末的基礎上大量增加，自然也無可厚非，但事實呢？

生絲，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為1833擔，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為19200擔，增加十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增至27128擔，又增加29％；到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增到51662擔，再增長90％（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初一看，數字似乎很大，可實際上呢，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每年的生絲出口量為74擔不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平均每年480擔，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1780—1790)，平均每年2467擔，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平均每年為5166.2擔。也就是說，清代的生絲出口，直到鴉丨片戰爭前夕，才和明末相當。

至于清代的棉布出口則開始于18世紀30年代。如果從明朝滅亡的1644年開始，棉布出口中斷了近一個世紀。

當十八世紀英國人的工業革命從棉紡織業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棉布市場在美洲，這時候，英國人沒有遭遇任何的競爭對手，在一百多年前，先英國人走上海上貿易擴張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還有荷蘭人，他們都遭遇到了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的瘋狂沖擊，然后走向衰弱，一百多年后，英國人的棉紡織業開始擴張，這個時候，中國只是在緩慢地恢復自己的傷口，那點可憐的棉布出口，其出口的航線的控制者也是英國，當中國的棉布出口瘋狂擴張的時候，中國走到了1840年。

十八世紀初，中國的茶葉出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茶葉為中國換來了大量的白銀，但茶葉無法帶給中國工業革命。曾經，中國的棉布與絲貨毀滅了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但，當英國人的工業革命開始與棉紡織業的時候，中國的棉紡織業不過是在被摧毀的土地上，緩慢恢復。

那廣垠的市場，不是英國棉布擊敗了中國棉布，而是中國的戰亂摧毀了中國棉布。那個年代，中國并非沒有保存手工業的機會，但清人的鐵騎南下的時候，江南很多地方選擇了放棄抵抗。他們放棄抵抗是無恥，但他們在試圖保住江南的手工業。明初，常遇春北伐，明太祖為了防止常遇春濫殺無辜而親往其軍營反復告誡，明末，在紫氣東來中，除了殺戮，剩下的就是廢墟，江南的繁榮，一夜之間，成了望不盡的廢墟。

明清時期政府對民間海外貿易是如何管控的

清朝的貿易關稅很低，關稅收入大部分是通過國內貿易征繳的。關稅是有，也肯定會對貿易產生影響。世界上沒有哪個中央政府曾經完全取消關稅。清朝經常禁止進口銀和銅。

清朝政府干預對外貿易并不是基于貿易盈余最大化的重商主義考慮，而是出于政治或財政方面的考慮。比如茶葉出口稅，清朝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開始引入這一稅種，并在戰爭結束后繼續征收。其次是清朝統治者中的精英，具體而言就是所謂的粵海關，反復嘗試對進口到清朝的白銀征稅。

清朝政府官員有權干預經濟事務，他們也毫不猶豫地使用這種權力，而這種干預實際上比修正主義認為的力度更大，也更頻繁，即使這會對商人和生產者產生直接的不利影響。即使統治者和商人有機會結成伙伴關系，毫無疑問商人在合作中也屬于弱勢的一方。

盛行的理念是以國家利益為重。就此而言，一直作為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就不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雖然經濟中心不斷南移。

明清兩朝海外貿易政策的目的有什么區別

嚴禁民間從事海外貿易、寧波兩地市舶司輸入商品，下令取消海禁，朝廷受輿論影響，并指定在廣州、康熙帝在位的中期、出于對西方勢力的戒備以及自大、云臺山（在今南京）設立海關，并以嚴刑峻法懲處違禁者，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多次下令“片板不許入海”，實行較明朝更為嚴厲的海禁政策。

2，因局勢趨于穩定，為隔離東南沿海的反清武裝：

1、清初、保守的心態乾隆時實施閉關政策，允許外國商船前來貿易，被迫逐步開放海禁：政府允許民間商船經福建漳州海澄縣的月港出洋從事海外貿易。

3、寧波，并允許外商經廣州，海外貿易唯一的合法途徑是由官方控制和壟斷的“朝貢貿易”，山東以南的沿海居民被迫內遷明清兩朝海外貿易政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政策。

5，規定外國商船只能在廣州一地通商，具體變化如下。當時、明代后期，而且須遵守種種限制、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漳州，朝天頒布“遷海令”。

4，重開海外貿易

明清海外貿易政策的影響

相似：都不允許民間船只出海，禁止海外貿易。

目的：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明代后期，朝廷受輿論影響，被迫逐步開放海禁：政府允許民間商船經福建漳州海澄縣的月港出洋從事海外貿易，并允許外商經廣州、寧波兩地市舶司輸入商品。

清初，為隔離東南沿海的反清武裝，朝天頒布“遷海令”，實行較明朝更為嚴厲的海禁政策，山東以南的沿海居民被迫內遷；出于對西方勢力的戒備以及自大、保守的心態乾隆時實施閉關政策，規定外國商船只能在廣州一地通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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