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廣州的對外貿易(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明朝對外貿易特點

明朝的對外貿易分兩類：一種是官方控制和壟斷的“朝貢貿易”，另一種是私商貿易

朝貢貿易的目的是為了顯示明朝的權威，但貿易的方式、規模和商品種類都有嚴格的限制

私商貿易在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無法發展

在利益的驅使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商人和豪強開始從事海外走私活動，這些人具備走私的所有條件，他們擁有資本、海船和水手

他們輸出瓷器、絲絹、鐵器等，又買進香料、珠寶以及東洋和西洋特產

這種貿易活動大多以“投商人股”的方式進行，走私商靠盤剝人股商人謀求巨額利潤

只要貿易順利，走私商可獲得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潤

嘉靖之后，明朝的沿海經濟較為發達，“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

這一時期，外國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外國的香料、象牙、西洋鐘等商品也不斷輸人中國，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的多樣化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

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主要從漢代、唐朝、兩宋、元朝、明朝、清朝等六個方面進行闡述。具體如下：

1、漢代

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

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唐朝

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藥材、書籍等。

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它們把胡椒、波斯棗、藥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并從那里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3、兩宋

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

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

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

4、元朝

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此匯集和起運。高麗的土特產人參、水獺和虎豹皮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布在我國民間也很流行。我國的植棉、棉紡織和火藥技術在此時傳人高麗。

5、明朝

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6、清朝

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由于長期與世隔絕，中國逐漸落在世界潮流后面。

擴展資料：

對外貿易的作用

明清實行閉關鎖國，為什么廣州港口依然開放？

明朝和清朝都曾實行過閉國鎖國政策，也就是海禁，目的是為了限制國外的傳教士入國，也同樣限制了貿易。所以當時全國各地的港口都被要求停止和西方做貿易，但有一個地方例外，就是廣州。為什么只有廣州能夠繼續開放港口呢？或許還是因為明清政府并不想完全切斷與外界的聯系，而廣州在海外貿易中又占據了比較重要的位置。下面就為大家簡單講講，當時廣州港口的情況，一起來看看吧。

宋代的廣州，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宋人的口岸開放政策一直延續到元朝。元末廣東順德有位詩人寫了一首《廣州歌》，讀這首詩，我們可以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廣州繁華氣息：廣南富庶天下聞，四時風氣長如春。長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帶春江水。少年行樂隨處佳，羊城南畔更繁華。朱樓十里映楊柳，簾櫳上下開戶牖。閩姬越女顏如花，蠻歌野曲聲咿啞。峨舸大舶映雱日，賈客千家萬家室。春風列屋艷神仙，夜月滿江聞管弦。良辰吉日天氣好，翡翠明珠照煙島。亂鳴鼉鼓競龍舟，爭賭金釵斗百草。游冶流連忘所歸，千門燈火爛相輝。游人過處錦成障，公子醉時花滿堤。扶留葉青蜆灰白，盆饤檳榔邀上客。丹荔枇杷火齊山，素馨茉莉天香國。別來風物不堪論，寥落秋花對酒樽。回首舊游歌舞地，西風斜日淡黃昏。

進入明清時期，口岸開放的格局才被逆轉。明初朱元璋厲行海禁，片板不許入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這一禁就是200年；明王朝又規定，外國人要來做生意，必須以朝貢的名義，帶上他們國王上表稱臣的貢表，按天朝規定的時間來，否則，就別來了。直到隆慶元年(1567)，明王朝才放開海禁，開放漳州月港，準販東西二洋。但月港的開放是非常有限的，只準明朝商民出洋，不準蕃船進來。

倒是廣州口岸，從明中葉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開放體例。說起來，這得益于廣州港鄰近澳門島的地理優勢。嘉靖年間，廣東海道批準葡萄牙商人在澳門居留、曬藏商貨，這一創舉打破了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的僵化局面，使得澳門漸漸發展成為市舶貿易的中轉站：每年七八月，滿載商貨的蕃船乘著東南風，抵達澳門島，在澳門碼頭住舶貿易；同時，廣州官府召告商人，發給澳票(批準前往澳門貿易的憑證)，讓他們跟隨稅官一同前往澳門，蕃船完稅后，即可與持有澳票的明朝商人交易。

也是從嘉靖年間開始，廣東官府準許葡萄牙商人每年兩次進入廣州城，與廣州商民直接交易。晚明時來到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他的《中國札記》中記載說：葡萄牙商人已經奠定了一年舉行兩次集市的習慣，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只所攜帶的貨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由于官員的特別允許，葡萄牙人獲準溯河而上至廣東省壯麗的省會作兩天的旅行。在這里他們必須晚間呆在他們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在城內的街道上進行貿易。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兩個月。我們的廣交會歷史，可以追溯到這里。

但廣東的開放局面在清初又中斷了。順治十二年(1655)，清廷實施海禁，嚴禁海商出洋：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并于順治十八年(1661)推行更嚴酷的遷海令，強制沿海居民遷離故土，禁毀海邊房屋與船只，沿海岸線制造出一個漫長的無人區。

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才結束海禁，宣布開海，次年又在廈門設閩海關，寧波設浙海關，廣州設粵海關，上海設江海關(一說江海關初設于連云港的云臺山，后才遷至上海)，管理海外貿易，史稱四口通商。四口通商體制推行了70余年，又被乾隆帝廢止——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發下諭旨：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廣東，不得再赴浙省。只準許西洋商船在廣東口岸互市，這便是一口通商體制。

也就是說，乾隆二十二年之后，中國沿海各個口岸當中，只有廣東的口岸可以跟西洋商船貿易。廣東口岸是唯一向西洋商船開放的門戶。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1842)，一口通商才被西方列強主導的五口通商取代。

康熙開海至晚清上海崛起之前，這200年間，廣州一直是清王朝最繁華的口岸城市，廣州詩人屈大均有一首《廣州竹枝詞》寫道：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這首竹枝詞寫于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剛剛放開海禁，廣州港的對外商貿已非常繁忙。屈大均還在他的《廣東新語》描述說：東粵之貨，其出于九郡者，曰廣貨；出于瓊州者，曰瓊貨，亦曰十三行貨；出于西南諸番者，曰洋貨。在昔州全盛時，番舶銜尾而至，其大籠江，望之如蜃樓屃赑。殊蠻窮島之珍異，浪運風督，以湊郁江之步者，歲不下十余舶。豪商大賈，各以其土所宜，相貿得利不貲，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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