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限制對外貿易的原因(明清時期實行海禁政策的原因)

中國歷史明清政府對于外貿易采取什么政策？采取這種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明清時期，中國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限制對外貿易。這是出于多種原因：

1. 自給自足：由于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內部資源和市場。因此，政府認為對外貿易并不重要，因為中國的市場已經足夠大。

2. 保護國家安全：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可能帶來潛在的威脅，特別是當外國勢力試圖滲透并控制中國的時候。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政府采取了限制貿易的措施。

3. 維護社會穩定：與外部世界的頻繁接觸可能會帶來新的思想和觀念，這可能對中國的社會穩定產生不利影響。

4. 防止海盜和外國侵略：海禁政策的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防止海盜和外國侵略。

總之，明清時期的政府基于各種原因采取了限制對外貿易的政策。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完全排斥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例如，明朝鄭和下西洋期間，政府曾短暫地允許與東南亞的貿易。

明朝對外貿易政策的特點及其原因

明朝對外貿易基本上是來者不拒，只要是以白銀為貨幣都可以進行，屬于相對開放的貿易市場，但是由于國外對銀需求不大，導致世界白銀的三分之二都流通到了中國，直接導致明朝的貨幣貿易順差加大

明清時期實行海禁政策的原因

1. 關于明清時期實行海禁政策的詩句

關于明清時期實行海禁政策的詩句 1.明清時期實行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明初，沿襲唐、宋、元朝制度，繼續實行政府控制經管的朝貢貿易政策。朝貢貿易導致不斷賠本，以致“庫藏為虛”，給明王朝帶來了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 朱元璋認為明朝的根本在于農業，而農業的產值足以養活大明王朝。

2、日本進入戰國時期，許多日本浪人徘徊于中國沿海，從事海盜活動，頻頻襲擾明朝沿海地區。經進兵收復海南的大將廖永忠因此向朱元璋上言建議徹底消滅倭寇，加強海防。

于是，為了防備沿海奸民與倭寇勾結，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

擴展資料：

明朝海禁的過程：

1、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許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國人對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2、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3、世宗死，穆宗繼位，認識到“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開始調整嚴禁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政策。

海禁政策的后果：

1、對外貿易的限制政策對于殖民主義者在中國的侵略活動起過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失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性，使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滋長起來的進步的手工業生產，得不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2、統治者輕視科技和閉關鎖國，導致中國的科技極大落后西方。

2.清代開始實行海禁

是明代。

明朝建立后，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申禁人民無得擅自出海與外國互市”。明成祖永樂時期稍有松動，但依然把“海禁”政策當作不可違背的“祖訓”。

此后，“海禁”政策時緊時松，總的趨勢是以“禁”為主。 “1433年，鄭和船隊第七次下西洋歸來，明朝宣德皇帝突然下達禁海令，并通過連坐等殘酷的刑罰，限制沿海人民出海，而且對于超過2桅以上的船只一律拆毀。

到了清代，也長時間沿襲了明代的禁海政策，閉關鎖國。數千年的舟船航海文明歷史，一朝被摧殘殆盡，中國的航運業、造船業陷入停滯、倒退”。

3.明朝時期什么時候實行海禁這個政策的啊

始于明初，在明代雖時張時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銷。

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對外貿易上，除為“懷柔遠人”，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貿易外，其它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明白地表示“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即實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貿易，不準外國人來中國經商。期間更是棄守舟山等沿海島縣，以武力強迫沿海人民內遷。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屢申“通番禁令”，規定“濱海居民不許與外洋番人貿易”，頒布“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等嚴刑峻法。又在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地區修筑海防工事，建立嚴密的“巡檢”制度。

4.關于明朝海禁

明朝的“海禁”主要在明朝初年和明朝中后期。因為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明朝中后期“海禁”主要是因為倭寇橫行。

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許寸板下海”的祖訓，后來“海禁”一度松弛（鄭和下西洋就發生在明朝）。再后，為了防御倭寇的侵擾，又曾厲行“海禁”。

看這里

海禁政策的實施與失敗

“寸板不許下海”（《明史》卷205，《朱紈傳》），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國人對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明太祖實錄》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139）。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大明律》）。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明太祖“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明太祖實錄》卷159）。他們除起來進行斗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天下郡國利病書》，冊26）。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采取了另外一種斗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張煊：《西園見聞錄》卷56.《防倭》）。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復發布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干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緣（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明大祖實錄》卷231）。“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談遷：《國榷》卷12）。昌國縣“民常從倭為寇”（《明太祖實錄》卷183）。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兩個朝貢使團在寧波為入貢資格問題爆發了“爭貢之役”，使很多無辜的中國軍民被殺或被擄，“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明史紀事本末，卷55.沿海倭亂》）。

此后，明朝統治者認為“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并對日本“閉絕貢路”，實行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

歷史上，明朝開放海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現在海上的貿易是最方便快捷的一種運輸方式，因此現在靠海的國家都在發展航運，在我國沿海地區主要就是靠航運金星貿易交流。不過在我國明朝時期卻是禁止海運的，明朝的皇帝是朱元璋，在朱元璋登基之后就下令海禁，直到朱元璋的兒子即位后才得以解除。

明朝當初為什么海禁?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佃農，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寒微的皇帝之一。而在明朝立國的過程中，朱元璋曾遭遇了兩位強勁的對手，張士誠與陳友諒。其中陳友諒出身漁民，在陳友諒的軍隊里，水軍是其最為強大的一支武裝力量，并且造出了當時世界上體積最大的巨型戰艦。朱元璋幾次與陳友諒交手都戰敗。然而，朱元璋最終還是在鄱陽湖一戰中以火攻的方式摧毀了陳友諒的水軍。但這位小農出身的皇帝也從此對于水上活動產生了天然的恐懼。

等到朱元璋定鼎江南，趕走蒙元之后，便下了一道禁海令，從此禁止民間從事私人海上貿易活動。其中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江浙一帶的百姓，甚至當時居住在泉州一帶的外國商團曾經協助過張士誠、方國珍等人與之爭奪天下，使他對海上貿易產生了恐懼;二是朱元璋認為明朝的根本在于農業，而農業的產值足以滿足這個王朝的需求;三是這一時期，日本進入戰國時期，許多日本浪人徘徊于中國沿海，從事海盜活動，頻頻襲擾明朝沿海地區。

這項海上禁令便成為了大明王朝的基本國策。到了明成祖永樂年間，由于永樂皇帝靠武力奪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于是，永樂皇帝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航海隊伍，由三寶太監鄭和率領，浩浩蕩蕩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國宣示大明帝國的威嚴，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鄭和下西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創舉，然而鄭和的七下西洋卻并未給當時明朝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反而讓這種厚往薄來的貢賜體系增加了明朝的經濟負擔。

明朝經濟幾乎全部依靠農業，并且朱元璋采取了讓人匪夷所思的財政稅收制度，即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并抽派若干稅民與軍士進行對口，以核實納稅情況。黃仁宇就先生認為，這種財政稅收政策與民間經濟發展完全脫節，且在明朝內部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央結算體系，無法提供準確的統計數據，而在全國又布滿了各種短距離的補給線，造成稅率不一，效率低下。這種財政稅收政策直接導致的一個后果就是農民負擔過重，尤其以江浙地區最為嚴重。如南直隸蘇州府的田賦幾乎占到了農業收入的20%。于是，到了明朝中期，由于禁海令松弛，江浙一帶不堪重負的農民便出現了大量出海謀生的現象。而這一現象，又讓明朝中央政府產生了高度警惕。禁海令又一次成為了皇帝和大臣們處理這一問題的法寶。

嘉靖元年，明朝和葡萄牙在廣東新會爆發了“西草灣之役”。這次戰斗結果讓當時的海上霸主葡萄牙損失慘重。葡萄牙人開始北上，想要在浙江福建一帶從事走私，獲取暴利。與此同時，處在戰國時代的日本，各種生活用品大量依賴于明朝的輸出。日本各藩國大名紛紛派遣“遣明船”來寧波與明朝封貢貿易。這一年，兩個日本使團在寧波為爭奪代表權問題大打出手，爆發了“寧波爭貢”事件。以這兩個事件為契機，給事中夏言給嘉靖皇帝上書建議罷市舶，厲行海禁。于是，朝廷接受建議，封鎖了沿海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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