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海外報刊談中國(中國近代報業是什么產生的呢？西方文化對我們產生了什么影響？)

如何評價外報在中國現代報刊中的地位與影響

帶來了西方的優秀文化，是從人民思想上的到了解放，推動了五四運動，推動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傳播，可以說外報在推到清朝和普及近代化思想中起到重要的傳播和普及作用

也使得中國人第一次了解西方文化

請談以下近代中國報刊業的發展,并列舉四種

近代中國的報刊業發展始于十九世紀初，即清朝的嘉慶年間。你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近代中國的第一份中文報刊的創始人竟然是外國人。1815年8月5日（嘉慶二十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了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考》（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這份月刊以介紹基督教的教義和宣揚基督教為目的，當然其中也有少量的介紹歷史、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內容。它是近代以來以中國人為對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它揭開了中國期刊史的序幕，在中文報刊史上它的出現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而且它的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

在《察世俗每月統計考》出版后的幾十年間，中國人也開始了自辦報刊，但國人辦的報刊卻一直未曾出現在國人的眼前，相反在華外報一直是中國報刊業的主角。自《察世俗》之后，像《天下新聞》、《萬國公報》、《依濕雜說》、《各國消息》、《新聞報》等等的外報一直占據著中國報刊業的市場。作為早期的華文報刊，它們為后來中國人自辦報刊提供了范例，但慶幸的是它們并未影響到未來中國報刊業的走勢。當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外報中不乏好的期刊，比如眾所周知的《申報》就是在華外報的杰出代表，由于其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申報》被譽為中國現代報紙的開端和標志。

至于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直到19世紀60年代它們才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最早的幾份國人自辦的報刊都出現在香港。

要說中國人最早創辦的報紙當屬《中外新報》，它的前身是1857年11月創辦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大約在1865年初改名為《中外新報》。作為國人創辦的近代第一份報紙，《中外新報》算是發行比較長的報紙，直到1919年才停刊。在《中外新報》出版后的第七年，即1872年4月，香港又出現了一家華人主辦的報紙----《華文日報》，這份由陳靄亭先生創辦的報紙以向國人灌輸世界新知識、讓僑胞了解國內政俗為目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該報成為香港眾所周知的大報。此后的1874年2月，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該報以政論見長，十九世紀末，更形成了爭論報刊主流。它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份宣傳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報紙，因而《循環日報》成為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出版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報紙之一。

除香港外，國人在內地也創辦了一批報紙，諸如廣州的《羊城采新實錄》（1872年創刊）、《西國近事匯編》（1873年創刊）、漢口的《昭文新報》（1873年創刊）、上海的《匯報》（1874年6月16日由容閎創辦）、《述報》（1884年創刊）、《廣報》（1886年創刊）等等的一系列報紙，其中的《西國近事匯編》是清末最早的官辦近代報刊。

在隨后的維新運動中近代中國報刊創辦更是達到了第一個高潮。由于報刊對于擴大維新變法的思想、推動改良運動的發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在1894年至1898年間，在北京、天津、上海、長沙、香港等許多城市出現了百余種報刊，而屬于改良派和支持改良運動的報紙就達70多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中外紀聞》、《時務報》、《知新報》、《湘學新報》《湘報》、《國聞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

在維新運動之后的革命與運動中，也相繼出現了一系列的報刊，這些報刊的出現極大的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增長了人們的見識，這也為之后各個革命的成功和抗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輿論基礎。1900年到1910年間，《選報》、《外交報》、《東方雜志》、《時報》、《政論》等等的報刊層出不窮；1911年到1920年間，以《中華民國公報》《新青年》《晨報》《每周評論》《新潮》《銀行周刊》等等報刊較為著名，影響較大；1920年到1930年間，《政治周報》《楚光日報》《熱血日報》《漢口民國日報》《中央日報》《中國青年》《世界日報》等等報紙聞名遐邇。這一系列的報刊雜志，成為了中國近代輿論界的主力軍，指引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到大革命時期，我國的近代報刊業的發展也基本定型，中國的新聞界的發展也逐漸步入了正軌。在后期的抗戰中，我國輿論界的發展日臻完善并在鼓舞抗日將士的士氣，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也為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的新聞輿論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此我國的新聞輿論的發展朝著實時、真實、準確的方向發展，而且慢慢的步入了世界報刊業的行列，讓國人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讓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融入到了世界這個大的交流圈，促進了我國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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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報業是什么產生的呢？西方文化對我們產生了什么影響？

你從中提煉吧，建議你看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 倪延年、吳強《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也分兩方面看，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傳入是伴隨著西方殖民入侵，有對中國人的思想上的控制和奴化 ；西方文化入侵使中國傳統文化沒落/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包括政治經濟社會風尚文化），其極大的思想啟蒙作用；西方文化也給中華民族的復興帶來啟示。了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范疇，一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后，1874年1月，由我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一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一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于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志應是康有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志《中外紀聞》。當然，這一標志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一是關于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志，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于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后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后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一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于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于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一是內因。一方面由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后，人們渴求對動蕩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涌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后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于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一帶共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后的半個世紀里，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帶出版，然后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于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后，一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一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后，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一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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