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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書海外登錄不上去怎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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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割讓與回歸的歷史

1842年，英國用炮艦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條

約規定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其時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已有近三

百年歷史了。但是，早期澳門的法理地位與1842年以后香港島

的地位截然不同。為了澄清這一問題，就必須弄清葡萄牙人是

如何進入和租借澳門以及當時中國政府和澳門的實際關系。

葡萄牙是歐洲西南部的一個小國，資源貧乏，但卻是歷史

上西方的第一個殖民主義國家。1510年，葡萄牙艦隊攻占了印

度果阿，次年吞并馬六甲王國，建立了東南亞地區的商業霸權。

自1514年起，葡萄牙先后侵入我珠江口、屯門、廣州一帶，并

在屯門登陸，擅修工事，建造炮臺，予以強行占領。葡萄牙人

還四處搶劫華商，騷擾邊民，掠買兒童，殖民海盜的本性暴露

無遺。1521年，明政府令廣東海道副使汪鋐以武力將葡萄牙人

逐出屯門。但是葡萄牙侵略者不甘心失敗，第二年又卷土重來，

妄圖重占屯門。明軍在西草灣海面再次與葡萄牙人激戰，予之

以重創。明軍的自衛反擊沉重地打擊了葡萄牙殖民者的囂張氣

焰，于是他們轉而北走閩浙，在漳州海面及寧波海面進行非法

走私貿易，亦商亦盜，掠買人口，并與倭寇聯手，曾先后盤踞

浙江的雙嶼和福建的月港和浯嶼（金門）等地，但都遭到明軍

的嚴厲打擊，最后不得不撤離閩浙海面。

此后，葡萄牙殖民者從失敗中開始認識到，中國不同于非

洲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采取憑借武力建立商站和軍事據點以

擴大侵略的慣用手段，在中國行不通。要和中國打交道，除了

憑借武力外，還要通過“和平”的方式。1553年，葡萄牙人索

薩率船自馬六甲來到廣東，請求恢復通商，并在廣東近海尋覓

一處合適的港灣作為對華貿易基地和商船往來于日本和印度間

的中途停靠港。他精心策劃，隱瞞國籍，大肆行賄，終于買通

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獲準在澳門岸邊搭篷暫住。關于此事，中

方資料記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舶夷趨濠鏡（即澳門）

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愿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

柏徇賄許之。僅篷累數十間”。（郭棐：《廣東通志》，卷69，

《澳門》）葡方文獻說：“1554年前后，葡萄牙人取得海道副

使汪柏的許可入居澳門。起初，葡萄牙人并不向中國官府納租，

而是每年給廣東海道副使賄銀五百兩。”（里斯本阿儒達圖書

館，49－v－4：《耶穌會士在亞洲》；C，A，蒙他篤：《歷史

上的澳門———新舊中國的國際性》，1984年香港出版，第43

頁）中葡兩國上述文獻記載表明：葡萄牙人是以借地晾曬濕水

貢物為托詞，以重金賄賂為手段，才得以進入澳門暫住的。15

57年，葡萄牙人未經明政府許可，開始在澳門擅自蓋屋建村，

實行非法居留。1573年，葡萄牙人將每年五百兩賄銀變成借居

澳門的租金，逐年向香山縣丞交納。此外，明政府對來澳門貿

易的葡商還要征收十分之二的貨物稅（后改為船稅）。由此可

見，當時的澳門仍在明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國內一些著作稱，

葡萄牙人于1553年“侵占”澳門。其實此說并不能成立。而西

方近代殖民者為了掩飾其先輩的賄賂與欺騙的劣跡而編造的葡

萄牙人驅逐盤踞在澳門的海盜而得澳門之說，更是天方夜譚，

不值一駁。

然而，明政府何以聽任汪柏允許葡萄牙人借居澳門而不加

以制止呢？汪柏納賄固屬可鄙，但是將葡萄牙人借居澳門僅僅

歸之于汪柏受賄的個人原因也是不全面的。葡萄牙人進入澳門，

當時就遭到廣東按察使丁以忠等人的極力反對，但兩廣總督等

封疆大吏支持汪柏的行動，這就不能僅僅歸咎于汪柏個人受賄。

此后，葡萄牙人在澳門勢力劇增，引起了明朝統治者的高度重

視。官紳們紛紛上奏朝廷，主張必盡驅逐，須以大兵臨之，以

弭外憂者有之；建議令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有之；提出

倭去而夷留，允許葡萄牙人留澳者有之。但是討論的結果，還

是讓葡萄牙人留澳的意見占了上風。此中原因，除了部分官員

認為可利用葡萄牙人抵御海盜，以及廣東方面歷來靠“貿易以

餉兵”外，就明政府而言，允許葡萄牙人租借澳門，是天朝大

國“懷柔夷人”政策的體現，也符合將海外貿易地點遠離政權

中心的原則。分化葡萄牙殖民者與倭寇的關系，也是明政府奉

行這一政策的另一個考慮因素。明政府及其后的清政府，雖然

允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但并未放棄對該地的管理。明政府采

取“建城設官而縣（香山縣）治之”的方針，在澳門設置行政、

軍事、司法、海關等行使主權的管理機構，派官員治理。（參

見1999年1月1日《光明日報》，趙雄、李國榮文：《澳門問題

明珍檔的重要發現》）到了清代，又先后設置縣丞和同知管理

澳門。明清政府并規定葡萄牙人不得在澳門買賣土地；未經中

國政府批準，不得在澳門建造、改建和擴建房屋。此外，還制

定了各種法令、章程和條例，要求葡萄牙人嚴格執行。租居澳

門的葡萄牙人“夷目”遇事須向守澳官請示報告。明清政府官

員還經常到澳門巡視，傳諭政令，了解情況。在軍事上，明朝

在澳門設參將，清朝委派從二品的副將對澳門行使管理權，下

轄官兵二千名。鴉片戰爭前，先后有荷蘭、西班牙、英國等國

侵奪澳門的軍事行動，均為我澳門守軍擊退，保衛了國家領土

完整。在司法上，明清政府擁有對在澳門犯罪的葡萄牙人的定

罪、復審、監督、執行治罪等權力，由香山縣負責實施。在經

濟上，葡萄牙等外國商船進入澳門貿易，必須持有明清政府發

給的部票（入港許可證），必須向中國政府辦理申報手續，向

澳門海關繳納關稅。總之，鴉片戰爭前，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

了全面的主權。葡萄牙人在澳門雖然獲得了居留權、貿易權和

一定的“自治權”，但都自認是租居澳門的臣民，服從中國政

府管理。早期澳門實際上是一個在明清政府有效管轄之下、由

葡萄牙人經營的特殊貿易地區。正如瑞典著名史學家龍思泰所

說：葡萄牙人居澳雖已近三百年，但“他們從未獲得澳門的主

權”。（龍思泰：《早期澳門史》，中譯本，1997年東方出版

社出版）

從根本上說，早期澳門的法理地位是由當時中葡雙方力量

對比以及中國在世界上所處地位決定的。是時，中國是一個統

一的東方大國，其綜合國力明顯優于葡萄牙。葡萄牙軍隊的武

器裝備雖然占據優勢，但與中國龐大的軍事力量相比，能夠到

達中國沿海地區的葡萄牙兵力實在有限。歷史已經證實，鴉片

戰爭前，不僅葡萄牙，而且后起的更強大的荷蘭等西方殖民者，

企圖憑借武力侵占中國海岸和近海島嶼的一切嘗試，也都遭到

了失敗。也就是說，葡萄牙人不是不想依仗堅船利炮侵占中國

領土，他們也傾其全力這樣做了，但是他們當時還不具備這個

實力。后來葡萄牙轉而采用欺騙、行賄的卑劣方法來租借澳門，

但由中國保留對澳門的完整主權，實為當時的歷史條件使然，

這與鴉片戰爭后被割讓的香港島的地位有本質的區別。

葡萄牙對澳門的侵奪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逐漸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

葡萄牙當局一反近三百年來基本“恭順”的常態，對自己借居

澳門和中國對該地保有完整主權的狀況已經極不滿足。他們十

分艷羨英國人在香港的地位，力圖變澳門為第二個香港，實行

殖民統治。此后一個長時期內，葡萄牙不斷侵奪我澳門主權，

擴占、蠶食我澳門附近領土、領水，誘逼清政府與之訂立喪權

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得隴望蜀，貪得無厭。

早在1843年，葡政府即向清王朝提出免納地租，將原澳門

城墻三巴門以外至關閘一帶和凼仔港劃歸澳門，宣布澳門為自

由港等無理要求，但遭到拒絕。1845年11月，葡女王不顧中國

反對，擅自宣布澳門為自由港。1846年，狂熱的殖民主義者、

獨臂武夫亞馬勒接任澳葡總督。他以變澳門為“（葡萄牙）絕

對自治的殖民地”為己任，強占我三巴門至關閘的領土，釘閉

我海關行臺，驅逐我海關官員，并公然向澳門中國居民征稅。

亞馬勒的倒行逆施導致他1849年8月被憤怒的中國愛國村民刺死。

此后，葡方以此為借口，在英國人支持下悍然派兵進攻關閘，

驅逐駐于望廈村的香山縣丞，搗毀縣丞衙署，企圖先造成霸占

澳門的既成事實，然后伺機誘逼清政府予以承認。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后，葡政府認為時機成熟，企圖派代

表隨英軍北上，誘逼清政府與之訂約，未果，于是轉而向法國

求助。1862年，葡萄牙特使基馬良士串通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

開始同清政府全權代表恒祺、崇厚在北京舉行談判，強要清政

府與之訂立章程，同意澳門地位“與大英國所得無異”。恒祺

等稱“澳門必須仍歸中國設官收稅，并每年應輸地租萬金，方

與議立條約”，（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

8，《恭親王奕欣等奏折》）堅持中國對澳門的主權。雙方相持

不下。

這時，自稱“居中排解”，一直參與并操縱談判的法國公

使哥士耆佯示公正，實則暗結葡萄牙，向清政府加壓并施展騙

術。當時清政府在戰爭中敗于英法，心有余悸，唯恐開罪法國，

重啟兵端，又缺乏談判議約的國際法常識，在葡法連哄帶壓之

下，于1862年8月與葡方擬定了《和好貿易章程》54款，其中涉

及澳門地位的條款規定：任憑中國“仍設立官員駐扎澳門”，

但其“職任、事權……均與法、英、美諸領事等官駐扎澳門、

香港等處無異。”《章程》于同月13日由雙方代表在天津簽字。

雙方約定該約經兩國國君批準，兩年后（即1864年8月）在天津

互換。（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1957年三聯書

店出版，第188—189頁）

1862年中葡《和好貿易章程》是葡法密謀，利用清政府的

愚昧，主要通過誆騙手段強加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它表面上

規定中國仍在澳門設官，似乎保留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但又

在約文中故意含糊其詞，將中國駐澳門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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