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海外留學生入黨申請書(關于畢業后入黨的問題？)

留學生在國外可以向國內戶口所在地逆交入黨申請書嗎

可以交入黨申請書。

你的戶籍所在地的居委會有入黨的名額的話,可以考慮通過居委會入黨。

入黨積極分子在教育培養期間出國留學，應積極與國內黨組織保持聯系，也可以與所在國使館取得聯系，如實匯報自己在國外的思想、學習、工作以及是否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外國長期居住權等情況。入黨積極分子回國后，要及時向黨組織書面報告本人在國外期間的思想、學習、工作等情況。

關于畢業后入黨的問題？

因為你已經畢業了所以不能在交給學校了。

應該是交給檔案所在的人才中心或者戶口所在地的居委會吧。

不過我建議你還是先找個工作干著，

入黨不是幾個月就能入的了的，

還要學習黨課，

組織還要觀察你，

從積極分子到預備黨員要一年，

預備黨員到黨員還要1年，

這至少2年的時間不能就在家耗著啊.

大學是必須要考英語四六級嗎？不考會怎么樣？

大學如果沒有考過英語四六級，這3類工作直接沒有機會，要引起重視

謝和賡的人物生平

1933年在北平讀大學時經宣俠父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黨中央派他回到廣西老家，利用家庭影響打入桂系軍閥上層，成了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特密”地下黨員，代號“八一”。

抗戰爆發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總參謀長，謝和賡被白崇禧任命為中校機要秘書；在武漢時，白崇禧讓謝和賡寫一份《軍隊政治工作與群眾政治工作之關系》的講演稿，謝和賡找到李克農，請求黨組織給予幫助。李克農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謝經過三天三夜，終于寫成，由李克農轉交周恩來審閱。李克農連夜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認真推敲文句，對講演稿進行了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農便將周恩來用紅筆改動過的講稿轉交給謝和賡，告訴他說：“恩來同志刪的是白站在副總參謀長的地位指責政治部工作失誤的部分，改為本著白的軍訓部長的地位講話。同時，恩來提醒你注意不要讓原稿提出的政治訓練的原則和方法跟我黨太相似。”按照李克農的指示，謝和賡急忙復寫了兩份，毀掉周恩來刪改過的原稿，將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辦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謝和賡起草的講演稿，向師以上干部和師級政工人員進行訓話。

1942年，謝和賡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國做秘密調研統戰工作。1946年畢業于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瑩（著名演員、現代女作家）因“共產”嫌疑，被美國移民局遞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

謝和賡后曾任《世界知識》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因“鳴放”期間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勞改。

因周恩來和董必武相繼出面干預，謝和賡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獄。

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謝和賡的情況后，立即指示有關部門釋放謝和賡出獄治病；同年5月15日，謝和賡總算重見天日，但出來時精神已近失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直至離休；后任中華詩詞學會首屆顧問，國際友人研究會理事，北京詩書畫學會常務副會長。 謝和賡，1912年12月25日出生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這是一個書香門第。但是影響謝和賡日后人生追求的，是二哥謝鐵民。

二哥謝鐵民覺醒很早，在省立第三中學讀書期間，他就已經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運動。1927年，是國民黨清共的一年。7月11日，謝鐵民不幸被捕，同年10月14日，在桂林麗澤門外英勇就義。在這種形勢下，新中國學社被迫解散。謝和賡的生活又暫時恢復到了平靜，當然這種平靜只是表面上的。

1932年秋，一封來自天津的油印信打破了謝和賡平靜的求學生活。信的大意是：值此日軍侵華，國家瀕于危亡之際，我西北軍中的愛國分子，已向平津及各地青年發出號召，亟盼大家覺醒起來，馬上要求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放棄不抵抗的政策，積極籌備全國的抗日戰爭……

油印信附有鋼筆留言：“和賡先生……據我的一些友人……提到先生在北平各大學宣傳進步思想和宣傳抗戰的努力，殊為佩服……西北軍許多愛國將領正枕戈待旦，一俟時機成熟，即號召軍民，尤其愛國青年……展開全國抗戰運動……”信函署名“西北軍中的抗日分子”。這封來信，猶如邊疆升起的烽火，軍營中的號角，極大地激發了謝和賡的熱情，他也做好了隨時戰斗的準備。

12月，謝和賡的內心被這封熱情洋溢的信，炙烤得熱血沸騰，他決定奔赴察哈爾抗日前線。就這樣謝和賡參加了西北軍，協助馮玉祥組建抗日同盟軍。1933年2月謝和賡加入中國共青團，在宣俠父等人的介紹下，3月即轉為了共產黨員。

同年5月，抗日同盟軍成立。在剛剛當了三天三等兵后，謝和賡被吉鴻昌委任為上尉秘書，并兼任司令部教導隊教員，成了一個連升八級的“火箭炮”式的軍官。之后他便隨吉鴻昌轉戰南北，可是不到半年，由于抗日同盟軍實力太薄弱，受到日、蔣的夾擊，于九月宣告失敗。吉鴻昌、宣俠父、謝和賡被迫轉移。

隨著日軍侵華步伐的加緊，中華民族日漸危急。此時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方針也因時而變，由過去的“反蔣抗日”逐漸發展為“逼蔣抗日”。如何能“逼蔣抗日”，爭取國民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成為我黨亟待解決的一件大事。

在經過一番決策之后，中國共產黨決定采取從外圍入手的策略，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借力打力，達到“逼蔣”之目的。桂系作為國民黨地方派系中的實力派，成為這次統戰工作的重點之一。

隨后，中共決定派宣俠父、謝和賡參與到對桂系上層的統戰工作中。南下前，中共北方局的領導向謝和賡交待了工作的原則：第一，站穩腳跟后，調查研究桂系上層軍政情況；第二，設法爭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第三，秘密進行發動全國抗日宣傳鼓動工作；第四，每月或兩個月，寫信給天津吉鴻昌的飯店經理，隨便說幾句無關緊要的生活上的話，不用真名，就算未失掉組織聯系。上級還特別指示這次工作為絕密，不能讓任何人發現他是共產黨員，只能同宣俠父單線聯系，受周恩來、李克農直接領導。

隨意出入李宗仁、白崇禧住處的共產黨員

1934年元月中旬，謝和賡持吉鴻昌信函到泰山五賢祠見馮玉祥。在二人一番閑聊之后，馮玉祥知道了謝和賡原是自己部下，又是李、白的同鄉，便照吉鴻昌的意思給謝和賡開了封介紹信。馮玉祥又答應謝和賡給李濟深寫信，請李濟深向李宗仁、白崇禧推薦謝、宣二人。

由于桂系在崛起過程中得到過李濟深的支持和幫助，李、白自然對李濟深的來信很重視，便決定先留下宣俠父和謝和賡，然后再具體安排工作。

為了能早日在桂系內部站穩腳跟，謝和賡只有倍加努力，可是他并沒有帶兵打仗的經歷，更不可能在戰場上一展身手。如何能展現自己？他最終還是決定從文入手，用自己最拿手的東西去打動人。

謝和賡花了幾天的時間，將自己在大學期間的筆記和收集的資料加以整理，之后在很短的時間內撰寫了《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概觀》一書。書稿寫成之后，謝和賡以自己和同學馬仲孚（白崇禧內弟）合著的名義出版，又請了白崇禧的高參劉斐作序。這次之后，謝和賡又接連寫了《論美國傾銷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談廣西的對外貿易》等幾篇文章，并分別呈給李宗仁、白崇禧加以指正。

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后，謝和賡開始受到白崇禧、李宗仁的欣賞和器重。

除了在工作上展示自己的才能之外，在生活中獲得他人的好感對地下工作者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有的時候應對這種問題只要心細就可以。

白崇禧人稱“小諸葛”，他向來是很愛讀書的。謝和賡在白崇禧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后便明白了這點。

于是謝和賡就利用自己讀書的經驗，再根據白崇禧的喜好，每周都精心地選擇三五本書放在白崇禧的床頭柜上，供他閱讀。這一點深得白崇禧的歡心。

當然，有的時候光心細還不夠，還需要膽大。一次，白崇禧突然很著急地來找謝和賡，他對謝和賡說自己的岳父在桂林出意外骨折了，很嚴重。他問謝和賡能不能幫他跑一趟，處理一下，他走不開。謝和賡說：“由于時間緊迫，最好是請名醫乘飛機去處理老人家的事情。”為了表達“忠心”，謝和賡立即要求立即動身。

桂系軍隊有自己的空軍，但是力量不大。此時只有用日本零件組裝起來的教練機可用，這種飛機可靠性不高。謝和賡不管這些，馬上在當地找了一位名醫飛往桂林。白崇禧的岳父得到了緊急救治。白崇禧非常感謝，硬要塞給謝和賡200元聊表心意，謝和賡堅決不要。白崇禧實實在在在心里很感謝，一再要求謝和賡收下，謝和賡就收下了50元，意思了一下。這件事讓白崇禧對謝和賡的好感急劇上升。

通過生活上、工作上點點滴滴的積極表現和努力積累，謝和賡逐漸取得了白崇禧的信任，并日漸得到重用。

1934年冬，謝和賡被派任廣西工商局研究員及建設廳工商科一等科員。在建設廳工作期間，他起草了一些計劃和章程，其內容基本都迎合了當時桂系自治、自衛、自給的三自政策，因而受到了李和白的嘉許。謝和賡在當差四個月之后，即被授予一枚第五路軍總部的“特別出入證章”，憑這個證章，無須崗哨通報，可隨意出入李和白的住處。

中共北方局在選派謝和賡回廣西的時候，同時也委派了宣父俠前往。謝和賡自己安定下來之后，曾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提過，說宣父俠在黃埔以“文武雙全”著稱，極擅于做聯絡工作。在幾次交流之后，宣父俠被委任為“廣西綏靖公署的上校咨議”。

謝和賡和宣俠父在桂系當中站住腳跟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畔的臨江花園秘密接頭，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商量應對之策，并向中共組織匯報一些有關桂系上層的情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七七事變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轉折點。蔣介石開始放棄不抵抗政策，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全國人民走到一起來，形成了一個精誠團結的局面。在此時，需要每一個人都放下一己之私。

8月2日，蔣介石電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計。李宗仁和其他軍隊領導卻反對白崇禧應召前往。一方面是因為李宗仁對形勢判斷錯誤，認為日本人不可能行動太快；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白崇禧足智多謀，李宗仁對其十分依仗，擔心蔣介石搞陰謀詭計。對此，白崇禧也舉棋不定，一時難以抉擇。

謝和賡此時是十分著急的，他擔心過多的猜測會打破合作的誠意，并最終導致合作的擱淺。全民抗日，向來是謝和賡所主張的，更何況此時已國難當頭。

謝和賡覺得一分鐘都不能再耽擱了，于是他連夜寫了一封長信直呈白崇禧。在信中，謝和賡認為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后，日本蠶食中國的政策只會加快，絕不會改變；國共的矛盾將成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將上升為主要矛盾；現在全國上下一致要求抗戰，共產黨也表示要放下“前仇”，與國民黨攜手抗戰，抗日救亡必將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主題，在這種時候蔣介石不會也不可能一意孤行，與全民抗日背道而馳。

謝和賡建議此時白崇禧應以民族利益為重，擯棄成見順應民心，迅速赴京。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面抗戰，而只有實現了全面抗戰，桂系才能借機打出廣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蔣介石的統治區，從而提高桂系在全國民眾中的聲望。這樣李宗仁、白崇禧才會成為廣大人民擁護的英雄。

按照常理來說，謝和賡寫這樣的一封信不符合“官場規矩”。好在白崇禧對他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個熱血的愛國青年。白崇禧讀罷長信，覺得這位“才子”言之有理，蔣介石絕不會“冒天下大不韙”，在這種外敵當前的情況下，扣押他這個桂系二號人物。他暗自佩服謝和賡這個白面書生“有膽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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