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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過去,現在,未來》,中國近代化進程失敗的原因

所謂近代化，在歐美各國就是資產階級通過反對封建勢力的斗爭，使社會擺脫中世紀的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中國的近代化,并沒有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中國的近代化，亦稱之為‘現代化’，指從1840——1949年期間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無論是現代化，還是近代化，歸根到底是在近代中國決定承擔近代化任務的主要載體都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因此近代化實際上也是資本主義化。”[1]

一、洋務派引導的洋務運動成為中國近代化的發端

洋務運動發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和當時世界近代化運動的蓬勃發展密切相關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終于在此時付諸實踐。

洋務運動的推動者不想太多的去觸動傳統思想，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傳統思想的信徒。那時保守派與洋務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認識上，而在于對具體問題的看法與做法上。例如，對于鐵路的不同態度。當然，與保守派相比，洋務派還算進步的，他們畢竟睜開了半只眼睛，主張“師夷之長”，盡管這種“長”完全是技術性的。但是，洋務派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封建傳統文化，這才是洋務運動失敗，中國早期近代化進程極為緩慢的根本原因。

甲午戰爭對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做了一次總檢驗，結果表明“自強”、“求富”的目的遠未達到。今后中國的近代化應該如何深入呢？戰火甫熄，《馬關條約》墨跡未干，光緒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于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騖虛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2]洋務派的后起之秀張之洞更是一口氣提出了九條建議：亟練陸軍、亟練海軍、亟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3]由上可見，戰后君臣都有把洋務運動進行下去的決心。甲午戰后，除了練兵以外，其他洋務活動的步伐驟然放慢。總之，洋務活動雖未完全停止，但已稱不上是“運動”了。正在進行中的緩慢發展的中國近代化突遭打擊，這就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

戰后李鴻章一蹶不振，洋務派分化、對立，使中國近代化失去了來自實權階層的推動力量。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實際組織者，甲午戰敗，他固然不能辭其咎，成為眾矢之的，群議指責，“國人皆曰可殺”,其“一生事業，掃地無余”[4]。不久，朝廷將他從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調入內閣辦事，以削其權，李鴻章在這種情況下轉而茍安自保。洋務派的另一關鍵人物、首倡“自強”的恭親王奕則轉變為頑固派，成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張之洞雖雄心勃勃，但實屬孤立無援，加之和戰之際反對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鴻章勢如水火。可見此時洋務派已難以形成一支團結一致的政治力量了，洋務派的失勢使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面臨著更大的阻力。

洋務運動的過早結束，削弱了中國近代化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基礎。洋務運動期間大規模艦隊的編練，大型企業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矚目。尤其是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建成時，西方稱之為比強兵勁旅更為可慮的“黃禍”[5]，但甲午戰后，由于財政上的原因，這種大規模的建設便停止了。

雖然洋務運動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但持續30多年的洋務運動，還是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表現在：

（一）洋務運動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人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增長，推動了中國人與現代社會的接軌

鴉片戰爭以后，傳統的民族主義意識在新的環境下開始改變，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不過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政治實體，這就萌發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不斷強化。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進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文明示范的刺激，發生了洋務運動。洋務派高舉“中體西用”的旗幟，創辦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力圖“借法自強”，這是現代民族主義在這一歷史階段的表現形式。李鴻章說：“資取洋人長技”制器練兵，是“御侮之資，自強之本”[6]。他在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又說：此舉是為了“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占盡”[7]。張之洞在籌辦廣州織布局時同樣也說：這是為了“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8]。可見，在洋務派“借法自強”的口號里，包含著保衛民族利益、爭取社會進步的核心。

（二）洋務運動帶來了現代生產力和大工業生產方式，刺激和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民族意識的增長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中國社會進一步出現了各種體現民族主義的思想和主張。70年代以后，洋務派雖也創辦了一些工商企業，但數量甚少，經營不力，發展緩慢，社會效益也十分有限，難以與外國資本相抗衡。許多洋務知識分子對這種狀況日益不滿，他們開始批評洋務運動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須破除積習，大為更張”，加快發展工商業的速度。鄭觀應針對官辦工商業運用封建衙門式經營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辦而用商辦”[9]，政府應鼓勵和支持民族工商業。他認為：“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舒暢其血脈也。”他提出“商戰”口號，激勵人們擴展工商業：“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國家不惜巨資，備加保護商務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為國拓土開疆也。……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10]他因此斷言：“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11]。顯然，在“商戰”的口號里，充滿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此外，洋務知識分子還譴責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特別是對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條款，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認為這些規定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并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禍害，他們要求通過外交途徑取消這些不平等條約。接著，外交保護權也提到了議事日程。過去，封建統治者認為海外華僑是“自甘化外”，對他們的悲慘處境不聞不問，漠然置之，這時，人們開始認識到外交保護權也屬于國家主權之一，于是主張對處境艱難的海外華僑予以保護，使“免受許多欺凌”[12]。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人近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增長，這是中國人與現代社會接軌的思想動力。

（三）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及管理經驗

洋務運動是一場沒有完全成功的近代化運動，但在30多年的時間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些成果對此后一個長時期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起著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各地先后創辦了大約20個制造槍炮、彈藥和船艦的現代軍用企業，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南制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還創辦了40個近代民用工礦企業，其中較重要的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此外，洋務派還修筑了津沽鐵路、關東鐵路、臺灣鐵路等共計477公里，架設了溝通全國主要省份的電線數十條，基本上形成了全國的電訊網。這些成果，不僅包括了現代生產力和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引進，同時也催促了近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大地上的生長，這是鴉片戰爭以后半個世紀中中國涌現的新生事物。萬事開頭難，如果沒有洋務運動的開路，在古老的中國要出現這些現代軍事和民用企業、電訊交通等，不知要推遲多少年，而推遲的結果就很難保證不會出現像朝鮮那樣由外國侵略者越俎代庖、“不變亦變”而“權操諸人”的悲慘局面。

洋務運動帶來的這些思想上、生產方式上、管理上的經驗等等不僅是推動了社會向前的發展，雖然很緩慢，不過它與接下來的維新變法運動卻有著很深的聯系，可以說是直接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出臺。

二、維新運動雖然早產，但其在中國政治層面的近代化進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和洋務運動的結束一樣，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勃發也是甲午戰敗的結果。在國將不國的情況下，年輕的舉人，年輕的知識分子依靠自身的愛國熱情開始了對時政的抨擊，在他們不斷與新事務接觸的過程中，他們產生了新思想，變法的想法也應運而生，終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緒帝掀起了戊戌變法。然而不過百日，慈禧太后一聲令下，光緒帝被囚禁，維新派被鎮壓，變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無實的大學堂外，一切付之東流。

從理論上講，戊戌變法無疑比洋務運動先進得多，屬于高層次的近代化活動，但其生命力為何遠遜于洋務運動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在百日之內就被打擊下去?我認為，維新變法運動作為一個層次性高于洋務運動的近代化活動，它的產生母體卻是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遭到甲午戰敗的打擊逐漸消沉，這就出現了維新運動的早產。究其生命力短暫之原因，主要在如下方面：

（一）思想理論上的不成熟，使維新派走向孤立

維新派實際上是由向資產階級轉化的知識分子和部分傾向改革的官僚組成，他們的思想理論還不能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表現在形式上陳舊、學術上武斷、方法上激進。其變法理論主要來自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煩瑣考據的方法把維護封建制度的經學論證成“偽經”，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為維新變法的護符，并把今文經學的“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結合起來，說明歷史的進化，這些思想在當時無疑具有進步性。但是，陳舊、煩瑣的形式不利于年輕人接受，學術上的武斷、錯誤，導致人們不會傾心相從，并給頑固派以反對、禁止的理由。對此二書，頑固派攻擊康有為“新學偽經證其本是只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意之志”、“假事王之名號，行張角之密謀”，是滅“圣經”，“亂成憲”的叛逆行為，要求將該書毀版，將康有為處死。對這種過激的宣傳，許多人給過規勸，如帝黨人物沈曾植勸康有為言論應“啟之以中和”，還勸其他維新派人士“不必作此無謂之譏評，于西邊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檢點，勿以牛毛細故，致令依違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掃除凈盡”[13]。洋務人物張之洞也勸其放棄孔子改制理論，停止使用孔子紀年。但這些規勸卻招來了維新派的反感，于是維新派與洋務派徹底分裂了。

（二）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基礎，但基礎相當薄弱

雖然1895—1898年中國出現了投資設廠的熱潮，但總的說來民族資本發展仍很有限。從1872年到1898年，我國共開設資本在萬元以上的企業僅152家[14]，并且絕大部分企業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下，而且這些投資者多出身于買辦、政府官僚，其經營活動帶有一定的嘗試性，一般都尚未舍棄原有的剝削和經營手段。總之，“19世紀末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15]。

（三）組織上不成熟，使本已搖搖欲墜的維新運動加速趨于失敗

維新派雖有強學會、保國會等組織，但其成份復雜，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如北京強學會內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攏張之洞，此外還活動過李鴻藻、王文韶、劉坤一、宋慶、聶士成、袁世凱等人，這些官僚動機各異，互相援引，從中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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