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海覓國際貿易蘇州有限公司(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什么)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什么?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四種模式

即長三角、珠三角、溫州、蘇南四種模式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改革開放已近30年的中國內地，在長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區，區域經濟的活力絲毫不弱于任何小“龍”小“虎”。溫州進入“凱恩斯主義”時代？曾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教科書式范本的“溫州模式”正在悄然發生轉變。溫州這個令人驚嘆的地方，生產出了占全國市場份額10%的服裝、20%的鞋、60%的剃須刀、65%的鎖具、80%的眼鏡、90%的金屬外殼打火機和90%的水彩筆。電器、泵、拉鏈、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產業在國內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場”6字概括了“溫州模式”，稱其重要意義在于激活了一個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大市場，并直接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了流通網絡。近年來，溫州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前面的標兵越行越遠，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傳統產業的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成為影響溫州競爭力和成長性的重要因素。 “溫州模式”揚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現了鈍化的跡象：一是溫州價廉物美的輕工產品頻繁遭遇國際貿易壁壘，出口受阻；二是溫州資本難尋出路；三是溫州第一代創業者的市場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難覓蹤跡。溫州市政府在經濟發展初期的施政理念為溫州民營經濟的自由發展開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在“無為”的旗幟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溫州經歷了政府職能的一次巨大轉變，從一向奉行的“無為”到“有為”，從“不管”到“強管”，招商引資成為這個地級市的“一號工程”。溫州市委書記王建滿表示：“如果沒有外來資金的投入，沒有先進設備的引進，沒有先進智力的引入，溫州要實現又快又好發展，難度很大。” 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標志著西方自由放任經濟時代的結束，溫州在經過20多年的自由發展之后，是否也進入了某種意義上的“凱恩斯主義”時代呢？一個強勢的政府又會將“溫州模式”引入怎樣一條道路？蘇州模式只長骨頭不長肉？ “只長骨頭不長肉”，對于多年來中國最耀眼的城市經濟明星蘇州而言，可能是最具爭議的一種評價了。所謂“蘇州模式”，實際上是類似于早年日本和韓國“政府主導型”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環境外，還通過制定非常明確的發展規劃和戰略來吸引外資。有外商笑稱，“在蘇州辦事，找廠長、經理沒有用，要找局長、找書記”。在蘇州經濟中，外資一直是發展主力。在蘇州新加坡開發園區的示范帶動下，蘇州掀起了一陣園區經濟熱潮。有一個在當地流傳很廣的笑話，說在深圳一個椰子掉下來會砸到4個總經理，而在蘇州，你往四周一指每一處都是開發區。在“與狼共舞”的過程中，蘇州人的翅膀逐漸硬了起來。如今，中方在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已經取得控股權，學到了城市建設和公共管理的基本經驗。蘇州的工業也迅速壯大了自己的實力。據統計，蘇州市2005年GDP達到了4026億元，總量居全國第五。然而，與這些彰顯政績的高指標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許多指標上卻處于相對落后的尷尬狀態。由此，一些人開始質疑“蘇州模式”。對于外界的種種質疑，江蘇省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顧為東表示，外資的大量涌入對蘇州的經濟增長、人氣積聚、管理理念與技術水平的提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蘇州經濟的科技含量明顯高于許多城市。說蘇州是“只長骨頭不長肉”難免有失公允，但必須看到，蘇州“神話”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創業的民營經濟與浙江等地相比明顯落后。多年來，蘇州一直是蘇南集體經濟的典型，承受著比別的地方更大的“保紅旗”壓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缺少民營經濟發展的必要養料和生存空間。二是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于其工業化進程明顯滯后。“蘇州模式”的弊端無可回避，轉變勢在必行。 2003年，蘇州確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針：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規模經濟。近兩年，蘇州經濟發展出現了外資與民資雙輪驅動的新局面。據蘇州市統計局統計，今年上半年蘇州市個體私營投資達到354.12億元，首次超過外資，躍居各種投資類型之首。科技創新在蘇州也有了很大起色。蘇州工業園區近年來投入上百億元，建設了國際科技園、獨墅湖高等教育區、風險投資基金等科技創新載體，相信會有好的收效。從“東莞制造”走向“東莞創造”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訂單，都在東莞制造”，這一形象的說法曾令東莞人頗為自得。20多年間，東莞發展成為年總產值超2000億元的“全球加工制造業中心”，外貿總量名列全國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國地級市之首，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東莞的發跡是“天時、地利、人和”之說的最佳版本。東莞毗連港、澳、穗、深，又是著名的僑鄉，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近百萬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港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享有投資優惠政策的大陸沿海地區轉移的第一次浪潮，東莞成了外商們在珠三角的首選之地。東莞的成功源于“三來一補”：通過由東莞提供土地、廠房，中國內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價勞動力，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的要素組合模式，對國際產業轉移進行承接。這種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推動了東莞經濟的大發展，但如今這種發展模式所釋放的增長能量已接近極限。東莞的外源型經濟絕大多數是加工制造環節，處于國際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產品附加值十分有限，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潤份額。比如，一個鼠標在美國市場的售價是24美元，渠道商能賺8美元，品牌商賺10美元，而貼牌加工廠商只能賺0.3美元。據測算，改革開放以來東莞市生產總值每增1個百分點，就要消耗1200畝左右土地。如果按此速度計算，十幾年內東莞的土地后備資源將消耗殆盡。東莞的困境是珠三角乃至全國先發地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其轉型無疑也備受矚目。東莞市委常委江凌說，在過去20年里，是外來資本選擇了東莞，東莞抓住了機遇，如今東莞要自己選擇外資。從“引資”到“選資”一字之差，體現出東莞現在看重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和質量。東莞還提出要創新利用外資的方式。同時，科技也正加速取代資本和土地而成為支持經濟發展的首要資源。位于東莞常平鎮的高寶集團建立了全國首家鎮級博士后工作站，斥資近億元建成全國一流的實驗室。從今年起，東莞市財政每年將投入不少于10億元，連續5年共投入50億元以上，資助引導企業建立研發機構等，打造科技東莞。晉江告別簡單集群模式 1994年，在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研討會上，當晉江與溫州、珠三角并列作為中國鄉鎮經濟發展典范時，很多人不以為然：一個縣級市發展經濟的“標本”意義究竟有多大？12年過去了，晉江交上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一個集群中的關鍵性企業被喻為第一粒樹種，一旦入土，就可能長出一片森林。潯興拉鏈就是一顆這樣的“樹種”。20年前，潯興拉鏈從1.6萬元起步，1995年組建集團，2002年成立SBS潯興拉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為集模具開發、拉鏈生產、電鍍、染色為一體的拉鏈專業化公司，有200多家企業為之配套，形成了產業集群，如今產值已達10億元。以發展產業集群來實現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路子，就是今日立足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現代版“晉江模式”。在晉江，這些集群共聚集企業6000多家，年產值600多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90%以上。“晉江模式”的帶動效應，令產業集群風一度在中國東部地區盛行。 “晉江模式”無疑是成功的，但并非完美無缺。晉江經濟能有今天，主要依靠的是民營企業，而這里的多數民營企業仍面臨三大“軟肋”：家族式經營、科技競爭力較弱和缺乏品牌保護意識。而且，當產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產品品質和市場規模就將進入平穩期，也就意味著停止增長。這就是如今晉江人面臨的難題。于是，精明的晉江人開始走另外一條道路。晉江企業家深諳品牌的力量。從仿樣加工到貼牌生產，再到打響自有品牌，晉江逐步塑造出“品牌之都”的雛形。晉江現擁有中國馳名商標37枚、中國名牌產品24項、國家級品牌63個。晉江企業擅長以明星代言、媒體廣告來打造品牌，近年來每年廣告投入高達7億多元，有人戲稱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成了“晉江臺”。同時，政府也在設法促進“晉江模式”新的變革。晉江市委書記楊益民說，目前已有相當一部分產業集群告別簡單的“扎堆”聚集階段，開始依托自身優勢品牌引入新的經營模式。政府還將大力促使企業從家族體制走向股份合作制，通過資本紐帶形成新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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