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從隋朝到清朝的經濟演變)

清王朝外交機構的演變特征？

近代以前的中國，無所謂外交，只是“理藩”而已。但近代以后“理藩”制度阻礙了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與 聯系，使中國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 1861年，基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及一部分上層統治者思想認識上的 變化，清政府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中央外交機關——總理衙門，其存在了整整四十年，在中外交涉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由于總理衙門是中國近代外交機構的初創，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弊端。 1901年，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它 的設立，適應了近代外交機構改革、完善的發展趨勢，使中國近代外交機構向正規化、國際化發展邁出了重要的 一步。

關鍵詞：理藩院；總理衙門；外務部

中圖分類號：K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540（2008）02-0108-02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其中央外交機 構經歷了禮部和理藩院、總理衙門、外務部三個階段的演 進。清代外交機構的演進，一方面反映了清代中國逐步由 一個主權國家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歷史進程，另一 方面也表明了中國從閉關鎖國、盲目自大的狀態中逐漸清 醒，不自覺地走上一條借鑒和吸收西方及世界各國先進文 化的道路。

一、禮部和理藩院

國家行政機構的設置，是本國社會政治實際需要的物化 反映，由于清代以前的中國與其周邊國家始終保持了一種特 殊的關系——“宗藩”關系，中國傳統的涉外制度是“理藩” 制度，中國沒有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外交活動的需要，因而在 中國傳統的國家機構中，也就不需要有專職外交機構，對外 事宜均由禮部和理藩院兼管。禮部成立于天聰五年即 1 631 年，主管朝廷重要典禮（如祭天地、祭祖先等）、科舉考試、 接待外國來賓，禮部主管朝貢國的業務，并不是專管外交事 務的機構，從地域上講主管東邊、東南邊和南邊的各朝貢國 事務，如朝鮮、緬甸、安南等國，其下屬的主客清吏司、會 同四譯館才是專門的外交機構。主客清吏司的職能是：“掌 賓禮，凡四夷朝貢之儀，封冊之命，館餼賜予之數，高下之 等，悉隸焉”。（《清朝通典》，卷25 ，第2170頁）其下設賞 賜科、四譯科、芽茶科、伙房等部門，分掌官方禮贈、通事 翻譯、外國人食宿等事務。會同四譯館“以主客司滿洲漢人 各一人提督之”，負責接待各國貢使，下設回回、緬甸、百 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負責提供譯員， 翻譯遠方朝貢國文字。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西藏、新疆 等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還掌管一部分屬國及其他

外國交往事務。由理藩院負責的屬國位于西、北兩方，清 政府以理藩院處理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關系，其主要原因是 “這些國家，其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政治組織形式等，一 般均和某些‘藩部’的情況有近似之處。”（錢實甫：《清代 的外交機關》，第32頁）在理藩院的對外職能中，處理與俄 國的關系應為其重要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協調兩 國的對外關系；負責兩國的貿易往來；管理在北京的俄國人 員。但由于清政府長期推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因此 理藩院管理對外事物只是其部分職責或兼職。而且，長期以 來清政府把外國視為“蠻夷之邦”、“藩屬之國”，以天朝上 國自居，這時期的清朝對外關系完全是宗主國與“藩屬之邦” 之間不平等的交往，因此作為兼管外交的中央機構——禮部 和理藩院也只不過是一個管理“藩屬之國”、接待“貢使”的 機構。所以，當時的中國“無所謂外交，理藩而已”。

二、總理衙門

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不論是從觀念上還是從體 制上都給清政府以極大的沖擊，中外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 的復雜局面。“外國公使進京”，外交事務日益增多，外 國侵略者對清政府的原有外交體制很不滿，要求清政府設 立專門的外交機構，由政府要員直接和他們進行交涉。加 上在與外國侵略者交涉過程中，奕欣等洋務派“華夷觀 念”的改變，他們從維護清朝統治的需要出發，請求清 政府設立專門負責辦理外交事務的中央機構。基于國內外 形勢的變化，以及一部分上層統治者思想認識上的變化， 建立一個臨時的中央外交機構已是大勢所趨。 1861 年 1 月 13 日，恭親王奕欣、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等聯合 上陳《統計全局》章程六條，“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作者簡介：楊云，女，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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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大臣領之”，負責對外交涉事宜，“并請另給公所以 為衙門，以便辦公，兼備與各國接見”。（《籌辦夷務始末》（咸 豐朝），卷71 ，第2675頁）咸豐帝予以批準。 1861年1月20 日，在北京東堂子胡同的一個鐵錢局舊址內，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專門的中央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的衙門宣告成 立，簡稱為總理衙門、總署或譯署。這是一個有別于禮部和 理藩院，又有別于系統、完整的外交部的過渡性外交機構。 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清朝政治體制發展中的一大創舉。用奕欣 的話來說“添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管中外一切交涉，本 系從來未有之創格，并無成法可守。”（《籌辦夷務始末》（同 治朝），卷63 ，第17-18頁）因此，無論它的組織結構還是 它的職能，都和傳統的政治體制不同。總理衙門設南、北洋 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前身為五口通商大臣，1868年，因 通商各口擴展至長江流域，遂改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 大臣初為三口（牛莊、天津、登州）通商大臣，于1861年與 總理衙門同時設立。 1870年，因通商事務擴大，改為北洋大 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務。其內部組 織由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海防股及清檔房、 司務廳組成，其中海防股為光緒九年（1883年）添設。總理 衙門的內部人員編制，大體仿照軍機處的體制，主要分為大 臣和章京兩級。

關于總理衙門的職能，據《大清會典》所載為“掌各國 盟約，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陸出入之賦，舟車互市之制，書 幣聘饗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譯傳達之事，民教交涉之 端。”（昆風、吳中欽：《大清會典》，南洋官書局恭印宣統元 年（1909年）版，卷99，第1頁）可見，總理衙門除主管通 商交涉等事務外，凡與“洋務”有關之事，諸如設關榷稅、 購械練兵、制器造船、鐵道礦山、電訊郵政、教育考試等都 屬于其職掌范圍。但總理衙門的外交職能按照實施方式可分 為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其內部職能包括遣使、設領、協調 地方對外交涉，外部職能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外交禮儀 之擬議與辦理。在外交禮儀之爭中，最為激烈的是外使覲見 問題，爭論至最后，于光緒十六年清政府正式規定：“每歲 正月，均由總理衙門奏請定期覲見，并在該衙門設宴款 待⋯⋯續到使臣，按年覲見，至國有大慶，中外歡騰，并著 該衙門奏請筵宴。”（《清實錄》（德宗朝），卷291 ，第1 頁） 至此，百余年來的覲見問題得以解決。第二，總理衙門還負 責外交國書的收受與掌擬。《大清會典》出使大臣條載“凡 聘問各邦，則皇帝頒給國書，使臣奉以將命”。該條下注云： “國書由總理衙門擬奏，奉準后，咨送軍機處繕請御寶，發 交總理衙門，給使臣齊往所至之國，親遞以通好，使臣三年 期滿，亦請頒給辭任國書，發交總理衙門驛寄使臣親遞。”第

三，辦理往來慶賀事項。此外，總理衙門還掌管對外交涉的 重要職權，如掌理各國盟約、勘訂疆界、保護華工、劃定租 界、息借洋款等等。

清朝后期實行的對外政策是什么

簡論清朝對外政策的演變及特征

江蘇海安縣紫石中學 陳小軍（226600）

所謂對外政策，主要是指一國對國際形勢、國際關系和國際事務的考察認識、判斷評價及相應的決策措施。

19世紀及20世紀初，清朝對外政策的演變及特征在現行中學歷史教材中比較零散，未形成明顯的特征框架。筆者按其歷史發展的進程將清朝對外政策的演變大致分為四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貴華賤夷，閉關鎖國，清朝與周邊國家維持著長期的和平。當時清朝認為中國是優越和強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屬鄰國以至海外列國是落后野蠻的，應該向中國朝拜進貢。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統治者視來華的西人為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認為應嚴格加以防范。在這種意識支配下，19世紀初的清朝基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并不拒絕與各國交往，只是強調對方必須承認中國為天朝上國，追求名義上的藩屬朝貢關系，重視名分禮儀等細節。

第二個時期，19世紀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權觀念，但增加了開眼看世界的意識。鴉片戰爭后，西方殖民者蜂擁而來，中國最初的反應主要是從族類和文化兩個層面對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損害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實際利益為對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見容于自身的傳統和陳腐的體制為圭臬，因此常常出現以主權換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美國特使顧盛正是以進京為要挾（這違反所謂朝貢體制），換取了清廷對包括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在內的大量利權的讓步。另一個典型事例是《北京條約》簽訂后，咸豐帝躲在避暑山莊，一不痛心割讓九龍，二不吝惜巨額賠款，卻斤斤計較認為派員駐京“最為中國之害”，因為公使駐京是對清朝體制的挑戰。

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清朝產生了危機意識。在受到鴉片戰爭刺激后，一批愛國開明之士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他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可惜的是，《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在中國并未得到足夠重視。

第三個時期，19世紀60至80年代，籌辦洋務以自強，以夷制夷維持和局。此時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脅下先后實行被動開放和主動引進。對外意識的主流也從華夷意識轉變為以西方為學習與交涉對象的洋務意識。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徹底打破了清朝統治者的天朝迷夢，承認遇到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因此必須重新認識世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西方列強的強烈抗議下，清政府規定今后“夷人”均稱為“洋人”，“夷務”均叫“洋務”。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對外政策的變化。《天津條約》允許外國公使駐京，標志著西方列強開始干涉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清政府設立了總理衙門管理一切對外事務。中國洋務派開始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大辦洋務。

19世紀中期以來，清政府主要依靠傳統的馭夷之術處理中外關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牽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必須以利益為誘餌，是以喪失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只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結果只能是一次次的喪權辱國。

第四個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一次圖強變法的失敗和逐漸喪失抗拒外強的信心。中國人民反抗外強的方式發生變化。甲午中日戰爭，大清帝國竟敗在“東夷小國”日本手下，被迫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這既使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又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同時它還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愈加強烈。康有為發起保國會，以恢復主權為目標。他研究了各國變法的歷史經驗教訓，最后選擇了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他還斷言：“我朝變法，但采鑒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國情不同，戊戌變法由于守舊勢力遠遠超過維新勢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而告失敗，中國失去了19世紀最后一次主動變革、選擇獨立自主發展方向的機會。

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后簽訂了《辛丑條約》，清廷徹底放棄了對抗外強的決心，只是試圖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和猜忌勉強維持。而伴隨國際法的傳入和中華民族的覺醒，中國反抗外強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變，即由以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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