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晚清外交改革的意義是什么)

清王朝外交機構的演變特征？

近代以前的中國，無所謂外交，只是“理藩”而已。但近代以后“理藩”制度阻礙了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與 聯系，使中國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歷史契機。 1861年，基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及一部分上層統治者思想認識上的 變化，清政府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中央外交機關——總理衙門，其存在了整整四十年，在中外交涉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由于總理衙門是中國近代外交機構的初創，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弊端。 1901年，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它 的設立，適應了近代外交機構改革、完善的發展趨勢，使中國近代外交機構向正規化、國際化發展邁出了重要的 一步。

關鍵詞：理藩院；總理衙門；外務部

中圖分類號：K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540（2008）02-0108-02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其中央外交機 構經歷了禮部和理藩院、總理衙門、外務部三個階段的演 進。清代外交機構的演進，一方面反映了清代中國逐步由 一個主權國家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的歷史進程，另一 方面也表明了中國從閉關鎖國、盲目自大的狀態中逐漸清 醒，不自覺地走上一條借鑒和吸收西方及世界各國先進文 化的道路。

一、禮部和理藩院

國家行政機構的設置，是本國社會政治實際需要的物化 反映，由于清代以前的中國與其周邊國家始終保持了一種特 殊的關系——“宗藩”關系，中國傳統的涉外制度是“理藩” 制度，中國沒有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外交活動的需要，因而在 中國傳統的國家機構中，也就不需要有專職外交機構，對外 事宜均由禮部和理藩院兼管。禮部成立于天聰五年即 1 631 年，主管朝廷重要典禮（如祭天地、祭祖先等）、科舉考試、 接待外國來賓，禮部主管朝貢國的業務，并不是專管外交事 務的機構，從地域上講主管東邊、東南邊和南邊的各朝貢國 事務，如朝鮮、緬甸、安南等國，其下屬的主客清吏司、會 同四譯館才是專門的外交機構。主客清吏司的職能是：“掌 賓禮，凡四夷朝貢之儀，封冊之命，館餼賜予之數，高下之 等，悉隸焉”。（《清朝通典》，卷25 ，第2170頁）其下設賞 賜科、四譯科、芽茶科、伙房等部門，分掌官方禮贈、通事 翻譯、外國人食宿等事務。會同四譯館“以主客司滿洲漢人 各一人提督之”，負責接待各國貢使，下設回回、緬甸、百 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負責提供譯員， 翻譯遠方朝貢國文字。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西藏、新疆 等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還掌管一部分屬國及其他

外國交往事務。由理藩院負責的屬國位于西、北兩方，清 政府以理藩院處理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關系，其主要原因是 “這些國家，其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政治組織形式等，一 般均和某些‘藩部’的情況有近似之處。”（錢實甫：《清代 的外交機關》，第32頁）在理藩院的對外職能中，處理與俄 國的關系應為其重要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協調兩 國的對外關系；負責兩國的貿易往來；管理在北京的俄國人 員。但由于清政府長期推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因此 理藩院管理對外事物只是其部分職責或兼職。而且，長期以 來清政府把外國視為“蠻夷之邦”、“藩屬之國”，以天朝上 國自居，這時期的清朝對外關系完全是宗主國與“藩屬之邦” 之間不平等的交往，因此作為兼管外交的中央機構——禮部 和理藩院也只不過是一個管理“藩屬之國”、接待“貢使”的 機構。所以，當時的中國“無所謂外交，理藩而已”。

二、總理衙門

隨著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不論是從觀念上還是從體 制上都給清政府以極大的沖擊，中外交往出現了前所未有 的復雜局面。“外國公使進京”，外交事務日益增多，外 國侵略者對清政府的原有外交體制很不滿，要求清政府設 立專門的外交機構，由政府要員直接和他們進行交涉。加 上在與外國侵略者交涉過程中，奕欣等洋務派“華夷觀 念”的改變，他們從維護清朝統治的需要出發，請求清 政府設立專門負責辦理外交事務的中央機構。基于國內外 形勢的變化，以及一部分上層統治者思想認識上的變化， 建立一個臨時的中央外交機構已是大勢所趨。 1861 年 1 月 13 日，恭親王奕欣、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等聯合 上陳《統計全局》章程六條，“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作者簡介：楊云，女，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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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大臣領之”，負責對外交涉事宜，“并請另給公所以 為衙門，以便辦公，兼備與各國接見”。（《籌辦夷務始末》（咸 豐朝），卷71 ，第2675頁）咸豐帝予以批準。 1861年1月20 日，在北京東堂子胡同的一個鐵錢局舊址內，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專門的中央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的衙門宣告成 立，簡稱為總理衙門、總署或譯署。這是一個有別于禮部和 理藩院，又有別于系統、完整的外交部的過渡性外交機構。 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清朝政治體制發展中的一大創舉。用奕欣 的話來說“添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管中外一切交涉，本 系從來未有之創格，并無成法可守。”（《籌辦夷務始末》（同 治朝），卷63 ，第17-18頁）因此，無論它的組織結構還是 它的職能，都和傳統的政治體制不同。總理衙門設南、北洋 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前身為五口通商大臣，1868年，因 通商各口擴展至長江流域，遂改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 大臣初為三口（牛莊、天津、登州）通商大臣，于1861年與 總理衙門同時設立。 1870年，因通商事務擴大，改為北洋大 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務。其內部組 織由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海防股及清檔房、 司務廳組成，其中海防股為光緒九年（1883年）添設。總理 衙門的內部人員編制，大體仿照軍機處的體制，主要分為大 臣和章京兩級。

關于總理衙門的職能，據《大清會典》所載為“掌各國 盟約，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陸出入之賦，舟車互市之制，書 幣聘饗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譯傳達之事，民教交涉之 端。”（昆風、吳中欽：《大清會典》，南洋官書局恭印宣統元 年（1909年）版，卷99，第1頁）可見，總理衙門除主管通 商交涉等事務外，凡與“洋務”有關之事，諸如設關榷稅、 購械練兵、制器造船、鐵道礦山、電訊郵政、教育考試等都 屬于其職掌范圍。但總理衙門的外交職能按照實施方式可分 為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其內部職能包括遣使、設領、協調 地方對外交涉，外部職能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外交禮儀 之擬議與辦理。在外交禮儀之爭中，最為激烈的是外使覲見 問題，爭論至最后，于光緒十六年清政府正式規定：“每歲 正月，均由總理衙門奏請定期覲見，并在該衙門設宴款 待⋯⋯續到使臣，按年覲見，至國有大慶，中外歡騰，并著 該衙門奏請筵宴。”（《清實錄》（德宗朝），卷291 ，第1 頁） 至此，百余年來的覲見問題得以解決。第二，總理衙門還負 責外交國書的收受與掌擬。《大清會典》出使大臣條載“凡 聘問各邦，則皇帝頒給國書，使臣奉以將命”。該條下注云： “國書由總理衙門擬奏，奉準后，咨送軍機處繕請御寶，發 交總理衙門，給使臣齊往所至之國，親遞以通好，使臣三年 期滿，亦請頒給辭任國書，發交總理衙門驛寄使臣親遞。”第

三，辦理往來慶賀事項。此外，總理衙門還掌管對外交涉的 重要職權，如掌理各國盟約、勘訂疆界、保護華工、劃定租 界、息借洋款等等。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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