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朝時期海外貿易路線(清朝對待海外貿易的政策)

清朝對待海外貿易的政策

（1）第一個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貴華賤夷，閉關鎖國，清朝與周邊國家維持著長期的和平。

當時清朝認為中國是優越和強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屬鄰國以至海外列國是落后野蠻的，應該向中國朝拜進貢。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統治者視來華的西人為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認為應嚴格加以防范。在這種意識支配下，19世紀初的清朝基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并不拒絕與各國交往，只是強調對方必須承認中國為天朝上國，追求名義上的藩屬朝貢關系，重視名分禮儀等細節。

（2）第二個時期，19世紀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權觀念，但增加了開眼看世界的意識。

鴉片戰爭后，西方殖民者蜂擁而來，中國最初的反應主要是從族類和文化兩個層面對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損害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實際利益為對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見容于自身的傳統和陳腐的體制為圭臬，因此常常出現以主權換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美國特使顧盛正是以進京為要挾（這違反所謂朝貢體制），換取了清廷對包括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在內的大量利權的讓步。另一個典型事例是《北京條約》簽訂后，咸豐帝躲在避暑山莊，一不痛心割讓九龍，二不吝惜巨額賠款，卻斤斤計較認為派員駐京“最為中國之害”，因為公使駐京是對清朝體制的挑戰。

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清朝產生了危機意識。在受到鴉片戰爭刺激后，一批愛國開明之士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他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可惜的是，《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在中國并未得到足夠重視。

（3）第三個時期，19世紀60至80年代，籌辦洋務以自強，以夷制夷維持和局。

此時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脅下先后實行被動開放和主動引進。對外意識的主流也從華夷意識轉變為以西方為學習與交涉對象的洋務意識。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徹底打破了清朝統治者的天朝迷夢，承認遇到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因此必須重新認識世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西方列強的強烈抗議下，清政府規定今后“夷人”均稱為“洋人”，“夷務”均叫“洋務”。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對外政策的變化。《天津條約》允許外國公使駐京，標志著西方列強開始干涉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清政府設立了總理衙門管理一切對外事務。中國洋務派開始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大辦洋務。

19世紀中期以來，清政府主要依靠傳統的馭夷之術處理中外關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牽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必須以利益為誘餌，是以喪失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只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結果只能是一次次的喪權辱國。

（4）第四個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一次圖強變法的失敗和逐漸喪失抗拒外強的信心。

中國人民反抗外強的方式發生變化。甲午中日戰爭，大清帝國竟敗在“東夷小國”日本手下，被迫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這既使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又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同時它還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愈加強烈。康有為發起保國會，以恢復主權為目標。他研究了各國變法的歷史經驗教訓，最后選擇了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他還斷言：“我朝變法，但采鑒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國情不同，戊戌變法由于守舊勢力遠遠超過維新勢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而告失敗，中國失去了19世紀最后一次主動變革、選擇獨立自主發展方向的機會。

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后簽訂了《辛丑條約》，清廷徹底放棄了對抗外強的決心，只是試圖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和猜忌勉強維持。而伴隨國際法的傳入和中華民族的覺醒，中國反抗外強的手段和方式有所改變，即由以暴力驅逐外人、全面排拒西方變為以國際法為依據的文明的理性的方式。如1905年收回路權和抵制美貨活動，開啟了中國收復主權、利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進程，表現了對外主權意識的覺醒和文明、理性的對外精神。

中國在什么時期便通過海路進行對外貿易，到什么時期最為鼎盛？

目前已知的“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商船由廣東、福建等沿海港口碼頭出發，縱跨南海、橫越印度洋，至東南亞，甚至是非洲，將中國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歐洲。因此“海上絲綢之路”又被稱為“陶瓷之路”、“香藥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僅有史記載的湮沒在這條海道上的沉船事件就有100多宗。但“海上絲綢之路”具體路線、有哪些停泊港口還是一個謎。

中國在漢代便通過海路進行對外貿易，到唐宋元時期最為鼎盛。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形成主因是中國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地方諸侯也需海外資源交易以維持統治，東南沿海可以借助夏冬季風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方便性，因此古代中國沿海很多地方都有此項交流。

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其中，廣州從3世紀30年代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清兩代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大港，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最重要的港口，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可以稱為“歷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發祥地”。泉州是宋末至元代時中國第一大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泉州。

價值影響：

經濟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作為古代中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宋元時期達到鼎盛，宋元時期東西方世界格局的變化，航海技術的突破和空前經濟貿易訴求使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中國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由東南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運往阿拉伯世界及亞非其他國家，而香料、毛織品、象牙等等物產則從海外帶到中國。

文化影響

人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所進行的活動內容非常廣博，包括航線的拓展，航海技術的交流演進，外來僑民的流動，官方使節的往來，宗教、音樂藝術的傳播，異域物種的擴散等等。

元朝時馬可波羅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綢之路的泉州港返回意大利，他的游記深刻影響了中世紀還在蒙昧時代歐洲對東方的向往，海上絲綢之路對西歐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產生了直接促進影響。

歷史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自明朝海禁后就走到了盡頭，從海絲的興衰史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杰出成就，也能看到其與國家興衰榮辱相伴的經驗教訓。從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上，以史明鑒，可以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貿易對大國和文明興衰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出商業力量是如何推動國家政策的變化，以及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如何合力應對國際間的競爭，這些對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具有積極意義。[6]

在新的國際形式下中國倡導建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富含軍事意圖與地緣政治意圖的發展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構建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戰略舉措，是中國與東盟之間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有利于擱置爭議、增進共識、合作共贏，推動構建和平穩定、繁榮共進的周邊環境；也是新形勢下中國應對挑戰、用開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徑；還是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空間的深遠謀劃，不僅有助于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港口航運、海洋能源、經濟貿易、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人文交流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對促進區域繁榮、推動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將大大拓展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并最終促進沿線國家共同繁榮，實現互利共贏。

清朝代管海外貿易的機構分別是什么

廣州十三行 閩海關和廈門關、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辟三都澳為對外通商口岸，設洋關，稱福海關

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取消海禁，設立作為海外貿易管理機構的閩海關，對本國和外國商船進行監管和征收進出口關稅。閩海關在福州和廈門設有正口管理海外貿易，包括船舶監管和貨物監管。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和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根據《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規定，分別在福州和廈門建立洋關，稱閩海關和廈門關，由外籍人員擔任稅務司，原來的福建海關改稱常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辟三都澳為對外通商口岸，設洋關，稱福海關。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決定洋關周圍50里內的常關均歸洋關管理

清朝的海外貿易制度對中國社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什么影響

維護了統治者的統治，使得清朝免受外國的侵略，同時也阻礙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使得中國逐漸落后與世界潮流

清朝對海外貿易的態度

清朝前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主要表現是嚴格限制對外貿易，而不是嚴禁一切對外貿易，當時，清政府最初開放四處通商口岸，后來只開放廣州一處為通商口岸，并由廣州十三行專門管理外貿事宜和外國商人

清朝對海外貿易的態度變化，使得我國在世界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18世紀，由于中外貿易往來日趨頻繁和人民反清起義不斷發生，清朝統治者擔心外人和漢人會結合起來反對清朝嚴加限制對外貿易。                                                                                              使得清朝和世界脫軌。國際地位步步降低。                                                                                  

清朝對待海外貿易的政策

（1）第一個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貴華賤夷，閉關鎖國，清朝與周邊國家維持著長期的和平。

當時清朝認為中國是優越和強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屬鄰國以至海外列國是落后野蠻的，應該向中國朝拜進貢。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統治者視來華的西人為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認為應嚴格加以防范。在這種意識支配下，19世紀初的清朝基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并不拒絕與各國交往，只是強調對方必須承認中國為天朝上國，追求名義上的藩屬朝貢關系，重視名分禮儀等細節。

（2）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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