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朝的海外貿易機構(清朝乾隆年間設置的統一經營對外貿易的機構是什么？)

清朝代管海外貿易的機構分別是什么

廣州十三行 閩海關和廈門關、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辟三都澳為對外通商口岸，設洋關，稱福海關

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取消海禁，設立作為海外貿易管理機構的閩海關，對本國和外國商船進行監管和征收進出口關稅。閩海關在福州和廈門設有正口管理海外貿易，包括船舶監管和貨物監管。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和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根據《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規定，分別在福州和廈門建立洋關，稱閩海關和廈門關，由外籍人員擔任稅務司，原來的福建海關改稱常關。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辟三都澳為對外通商口岸，設洋關，稱福海關。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決定洋關周圍50里內的常關均歸洋關管理

清朝乾隆年間設置的統一經營對外貿易的機構是什么？

乾隆皇帝并沒有設立相關的機構，在清朝主管與外國貿易的機構是廣州的十三行，但是是在光緒皇帝時候設立的，還有在康熙皇帝時期設立的閩海關，管理海外貿易

宋朝丶清朝負責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分別是什么

市舶司市舶司

中國古代官署名。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通過海路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海外交通的發達。為海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元初，統治者采取了某些鼓勵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積極措施，帶動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元朝疆域跨歐、亞二洲，對外交通空前發達。海外交通也發展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無論是航海技術、航行規模、所到達的地域范圍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唐，宋時期。元代，東南沿海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比前代更加繁忙，地點也有所增加。 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是非常重視的。為了有效地控制海外貿易。增加財政收人，官方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管理制度，主要有市舶制度，朝貢制度以及官方參與海外貿易的官本船制度。元政府試圖通過這些制度的頒布實施，將海外貿易納入其封建統治軌道。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基本制度。是對店、來以來市舶管理體制的繼承和完善。市舶制度的執行機構是市舶司。市的司設在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港口．負責組織、管理中外商旅的進出口貿易，兼任某些外事接待任務。市舶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則法”。市舶則法又叫“市舶抽分雜禁”，它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抽分（稅）的規則；二是經營許可證——公驗、公憑的申報，審批及管理手續章程；三是對違禁出口物品的查堵和獎罰規定。此外，市舶法則還包括了一些諸如保護中外商人的合法權益；轉運發賣舶貨；優恤舶商等等方面規定。 朝貢貿易古來有之，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官方對外經濟聯系形式，它肩負政治外交和商品交換的雙重職能。元代由于國力強盛．所以朝資貿易也一度非常興盛。為了加強管理，元政府陸續頒行了一些有關接待貢使、轉運貢品、回賜犒賞等各個環節相適應的朝貢貿易制度。 官本船貿易制度是元代官方控制和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 也是元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最大特色。為了使官方攫取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統治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靠市舶抽分（稅）和坐收海外“貢品”，而是由政府直接插足海外貿易經營，官本船之制使應運而生。官本部制度的內核來源于“斡脫”的官本商辦精神。官本船貿易制度規定，官方預付資金。提供船只，招招商人承包經營。其所獲之利潤，按照官七民三的比例分成 在元代前、中期，官本部貿易制度憑借政府雄厚財力，并佐之以行政強迫命令，得以大規模推行，成為主要海外貿易形式。 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元代海外貿易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元代海外貿易相應地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到二十一年(1884年)。由于元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勵海外貿易和扶植海商的做法，如開誠布公地招徠外商；用低息貸款資助“海舶市諸番者”。廢除宋末的重稅等等，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使元初的海外貿易在經歷了宋末的短暫衰退以后，逐漸得到復興。第二個時期，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朝 對全國統治的進一步鞏固，統治者急欲海加經濟剝削，初期采取的某些溫和，“讓利”政策紛紛收回，代之以嚴厲的官方控制經濟的政策。在海外貿易政策上，官本部制度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官本船制度的出現，以及“海禁”的施行。海外貿易幾乎被官方控制和壟斷。在這一時期內，私人海外貿易經常遭到禁止。以官本船貿易為主要特色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海外貿易非常盛行。同時，由于辦政策的作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大官僚地主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為了加強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元政府在這一時期兩次頒布“市舶則法”。第三個時明，從至治三年（1323年）到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如官吏侵漁，民商反抗。以及通貨膨脹等等，元政府被迫停止實行官本船制度，聽任民間海南自主經營，于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主流是私人經營。元代私人海外貿易在經歷了中期的壓制、排擠曲折發展以后，終于沖破政府的樊籬，釋放出巨人的能量。元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的經營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獨資，合伙和合股三種。海外貿易商的隊伍構成也十分龐雜，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商民，旁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之人，他們按照資本構成和技術分工結成了一定的相互關系。元代海南隊伍的中堅是中、小海商，他們是推動海外貿易發展的真正動力。 商貿往來，互通有無；舟航所至，天涯咫尺。元代海外貿易為促進經濟發展，增進中外人民的傳統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產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元代海外貿易沒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商品經濟的范圍，帶來社會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任何重大變革。

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清朝收復臺灣后開放了哪四個通商口岸？

1683年，臺灣地方政府投降收。

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

1684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解除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置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清朝歷史上的四口通商時期由此開始。

清朝對待海外貿易的政策

（1）第一個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貴華賤夷，閉關鎖國，清朝與周邊國家維持著長期的和平。

當時清朝認為中國是優越和強大的，是世界的中心，四周的藩屬鄰國以至海外列國是落后野蠻的，應該向中國朝拜進貢。自中外通商以后，清統治者視來華的西人為非我族類的野蠻人，認為應嚴格加以防范。在這種意識支配下，19世紀初的清朝基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仍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并不拒絕與各國交往，只是強調對方必須承認中國為天朝上國，追求名義上的藩屬朝貢關系，重視名分禮儀等細節。

（2）第二個時期，19世紀40至50年代，清朝缺乏主權觀念，但增加了開眼看世界的意識。

鴉片戰爭后，西方殖民者蜂擁而來，中國最初的反應主要是從族類和文化兩個層面對待西方的入侵，不是以是否損害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實際利益為對外交涉的目的，而是以是否見容于自身的傳統和陳腐的體制為圭臬，因此常常出現以主權換定制的可悲局面。《望廈條約》簽訂過程中，美國特使顧盛正是以進京為要挾（這違反所謂朝貢體制），換取了清廷對包括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在內的大量利權的讓步。另一個典型事例是《北京條約》簽訂后，咸豐帝躲在避暑山莊，一不痛心割讓九龍，二不吝惜巨額賠款，卻斤斤計較認為派員駐京“最為中國之害”，因為公使駐京是對清朝體制的挑戰。

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清朝產生了危機意識。在受到鴉片戰爭刺激后，一批愛國開明之士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他們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可惜的是，《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在中國并未得到足夠重視。

（3）第三個時期，19世紀60至80年代，籌辦洋務以自強，以夷制夷維持和局。

此時期清朝在西方武力威脅下先后實行被動開放和主動引進。對外意識的主流也從華夷意識轉變為以西方為學習與交涉對象的洋務意識。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火燒圓明園，徹底打破了清朝統治者的天朝迷夢，承認遇到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因此必須重新認識世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西方列強的強烈抗議下，清政府規定今后“夷人”均稱為“洋人”，“夷務”均叫“洋務”。這不僅是名稱上的變化，也意味著對外政策的變化。《天津條約》允許外國公使駐京，標志著西方列強開始干涉控制中國的內政外交。清政府設立了總理衙門管理一切對外事務。中國洋務派開始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大辦洋務。

19世紀中期以來，清政府主要依靠傳統的馭夷之術處理中外關系，主要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牽制。但是以夷制夷和均勢外交必須以利益為誘餌，是以喪失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只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結果只能是一次次的喪權辱國。

（4）第四個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一次圖強變法的失敗和逐漸喪失抗拒外強的信心。

中國人民反抗外強的方式發生變化。甲午中日戰爭，大清帝國竟敗在“東夷小國”日本手下，被迫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這既使中國人感到奇恥大辱，又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同時它還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進化論的傳入使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愈加強烈。康有為發起保國會，以恢復主權為目標。他研究了各國變法的歷史經驗教訓，最后選擇了日本明治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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