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朝不對外貿易叫什么(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清朝收復臺灣后開放了哪四個通商口岸？

1683年，臺灣地方政府投降收。

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

1684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解除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置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清朝歷史上的四口通商時期由此開始。

清朝嚴格限制對外貿易，為此統治者采取了怎樣的措施

清朝統治者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 政策.禁止一切對外貿易。

清廷對于民間海外貿易厲行海禁政策；對于外國來華貿易，仍沿襲明代的朝貢制度加以控制。最初與清朝發生朝貢關系的，主要還是南洋和東南亞諸國，但有許多限制，如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對于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制就更嚴。只許它們停泊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過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許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

清廷放寬海禁后，準許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來華貿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館制度 。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占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 。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后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 。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廣州一地為通商出口。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并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后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后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

清朝早期海禁以及乾嘉時期的對外貿易限制是怎樣的？

清朝早期海禁的實行與開放的三個階段：

清初，為對付出沒于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集團，厲行海禁，嚴禁民間船只私自出海，違者本人正法，貨物沒官。又頒布“遷海令”，強迫海島及沿海居民內遷數十里，設界不得逾越。對外通商口岸只有澳門。對外貿易和沿海經濟都因此大受影響。

康熙平臺灣后，于二十四年(1685)解除海禁，指定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四地為對外通商口岸。對外貿易悉照明朝引舊制。閩粵各關皆設正副監督各一人，相當于以前的市舶使，來船經監督盤驗許可后，才能進行貿易。對外貿易的商人叫作“行商”、“洋商”，又叫“官商”。對外貿易的組織叫作牙行，又叫“十三行”。

為了統一貿易的規程，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成立了“公行”，公行壟斷對外貿易，其他的商人不得參與。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范極嚴。

乾嘉時期的嚴格限制：

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將通商口岸縮減至廣州一處。二十四年，頒行《防范夷商規條》，在對外貿易方面設置了種種嚴格的管理規定，以后又多次續頒補充條款。清朝對外貿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廣州“十三行”行商代理，行商作為清廷與外商的中介，要負責向外商征收關稅，代為管理外商，并從事對外交涉。

外商在廣州活動以及與“行商”以外的其他商民進行交往，都受到嚴格限制。加強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只、貨物及納稅等事皆由保商擔保。加稅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稅分船鈔、貨稅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稅額外，以后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日益增多。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后頒行了禁止五谷、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

指出清朝前期外貿機構名稱，概述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及其直接后果

清朝前期外貿機構為“十三行”。

政策：對外貿易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規定一口（廣州）通商，對外貿易必須通過官方壟斷的代理商“十三行”進行。

直接后果：清朝的外貿政策束縛了中國民間對外貿易的發展，阻擾了中外正常的貿易進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開放通商口岸利國利民，為何清朝不開？

這叫閉關鎖國政策。通商口岸有是有，但不是很多。清朝時期，滿足統治者采取了“閉關鎖國”政策，清朝統一臺灣以后，曾經開放四個港口(廈門、寧波等)，作為對外通商口岸，后來下令只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即一口通商政策)，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關閉其它港口。

順治初年，為了對付東南沿海及臺灣的抗清勢力，清政府實行海禁，“片板不準下海”。并下令在福建、廣東、浙江、江南、山東、北直隸六省實行遷海，將沿海居民內遷數十里，遷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以防居民出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統一臺灣后，開始開放海禁，允許中國商民出海貿易，并指定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作為對外通商口岸，但規定禁止炮械、軍器、火藥、硝磺的貿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為擔心本國商人到南洋勾結海寇進行反清活動，除東洋貿易外，嚴禁中國商人至南洋貿易，只許外商來華貿易。

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這項禁令，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復行禁止。后來，因發現到寧波的英國商船數量不斷增加，并帶有大量武器，清政府擔心“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矣”(《粵海關志》卷8)，遂以“浙民習俗易囂，洋商錯處，必致滋事”。

(《清高宗圣訓》卷281)為由，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停止廈門、寧波、云臺山等港口的貿易，只留廣州一個港口與外商貿易，并規定外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

對出口貨物的品種也加以限制，除原先規定的不許軍火出口外，糧食、五金、書籍也嚴禁出口，絲茶的出口品種和數量也有一定限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又制定《防夷五事》，規定外國商人在廣州必須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會館中，并不許在廣州過冬，中國商人不得向外國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聽商業行情。

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的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從事這些貿易的華僑，在缺乏本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對中外關系的增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清王朝的禁海閉關政策

從形式上看，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禁海閉關的時間并不很長。比較嚴格的禁海閉關，只有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這三十年的時間。其他都是部分的、臨時的禁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對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中俄貿易曾三次停閉。除此之外，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盡管如此，禁海閉關的宗旨和這個政策作為加強國防、防止外國入侵的手段，卻貫徹始終。

（一）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

清王朝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大體上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對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三是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1、關于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有長期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統治中國以后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頒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后凡五次之多。為了嚴格執行這一禁令，清王朝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內遷沿海居民。還禁止私人“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從各方面杜絕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實行這樣嚴格的禁海政策，還只是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臺灣鄭成功政權發生聯系，目的主要在于鎮壓臺灣的反清斗爭。但是在清王朝統治臺灣以后，這個政策仍然不時加以運用，作為防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頒布出海禁令時，距臺灣統一已經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貿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話說，是由于南洋的呂宋、噶喇巴兩地，是“西洋國（西班牙）和紅毛國（荷蘭）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康熙帝已經察覺到西班牙和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需要預加防范。這個禁令，實際上只維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后的歲月中，它仍為清王朝對付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個防衛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屠殺華僑，中國福建當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貿易。

2、關于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有海、陸兩個方面：陸路貿易，主要是對沙俄；海上貿易，則是對沙俄以外的西方國家。

在清王朝統治初期，當中國實行禁海時，英國、荷蘭就不斷入侵廣州和福建沿海，公開或秘密進行貿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寧波、云臺山先后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寧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云臺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并非對外，只有澳門一口，是專為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范圍，排斥其他國家船只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于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為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并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產區鄰近的廈門和寧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產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后，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只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后，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只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爭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隊。有些私商并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里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偽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制止無效之時，清廷終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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