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溫州康寧醫院買粉絲(phq9量表標準評分，phq9量表在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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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十一”長假，23歲的抑郁癥患者周松（化名）都在為一件很重要的事忙碌。

10月2日，他來到蘇州太湖西山島，兩天后，他作為在這里迎來87位營員——同樣身患抑郁癥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一起參加抑郁癥社群“渡過”的為期5天的親子營，幫助他們進行療愈。而這，也是他自己進行療愈的一個過程。

周松身形瘦削，有些駝背，說話語速很快。如果沒有患抑郁癥，今年7月，他應該和其他同學一樣，從大學畢業，開始人生新階段。現在，他則面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挑戰。

從初二開始發現身體狀態異常，周松卻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2022 年，在大學入學的心理普測中，被查出了嚴重的心理問題，之后，他在精神專科醫院確診抑郁癥。

這次篩查一定程度改變了他的人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篩查，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順利畢業，但以我當時的狀態，這個可能比較渺茫。第二個就是沒有確診，沒有外界的幫助，我可能在某個時候獨自結束自己的生命。”

明天（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一個月前（9月11日），衛健委發布《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下簡稱《工作方案》），提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大中學生、孕產婦和老年人體檢項目之中。多位 抑郁癥的專家都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辦得不好，也有可能會帶來二次傷害。

而周松的故事，就像是這份工作方案的一個注腳。

被忽視的青少年抑郁

“不知什么緣故，我是這樣的悲傷……”德國詩人海涅的一句詩，描繪了抑郁癥患者確診之前的那種感受。

電視劇《小歡喜》中，高三學生、女主角喬英子要跳海之前，面對父母痛哭“我不知道我這是怎么了”。被救下之后，她宛若頓悟：“爸，我是不是病了呀？”

△電視劇《小歡喜》截圖。

周松經歷過和喬英子一樣無助且無知的困境。

他出生在西部一個體制內家庭，在工作。

在的家屬樓里生活，周松從小就在“別人家的孩子”的教育氛圍里長大，“周圍的人太出色了，比不上人家。”

從小學開始，周松的大腦就停不下來，“總是在思考一些沒必要、自己也沒法解決的問題，產生了過重的心理負擔。”他回憶，初中情況最嚴重的時候，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絕對的恨，“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就是覺得這個世界全是黑的。”

初二時，周松觀察到自己一些癥狀：心痛，腸胃不好，骨頭和經常性疼痛，到醫院又查不出問題。后來，他上 查到，心理問題會導致軀體癥狀，但是，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患有心理疾病。

高三時，因為焦慮，周松曾讓媽媽給自己找一個心理醫生，但當時家里并不重視，沒想著要去醫院，也不知道到哪去找醫生，這件事不了了之。

直到2022 年到沿海地區一家大學就讀，周松才有機會了解自己怎么了。開學不久，全班學生都被叫到了學校機房，在線填寫一個叫“卡特爾十六項人格因素測試”的調查問卷。問卷有上百個問題，其中就包括一些隱秘的評估抑郁、焦慮等心理健康狀態的問題。

測試兩周后，一個晚自習上，員將一個裝有測試結果的信封交給了他。當時，班里共有3個學生收到了信封，他顯露的問題最為嚴重。

結果出來后，學校的心理師給周松媽媽打過，但同樣沒有引起重視，當年11月之一次去專科醫院看病，還是一個高中同學陪著他去的。

之一次就診，趙松被診斷為輕度抑郁，“我爸媽還是不能理解我為什么會患病。在他們眼中，我就脾氣犟了點，不愛說話、性格孤僻了一點，其他的和正常的孩子也沒有區別。”之一學期寒假回家，周松的生活很不規律，成天打游戲，不愿出門，同學聚會也沒有去，但媽仍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這樣的情況很普遍，有一對母女曾一起參加渡過親子營，直至女兒休學，母親都以為是“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兒手上有小刀劃過的10道傷疤。她說“我試著在我手上用小刀劃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識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第二學期回到學校，周松的狀態更差。他過上了半夜3點睡覺，下午3點起床，一天只吃一頓飯的生活。2022 年4月初，接到了員的，周松的父母終于在周末趕到，陪同他再次到專科醫院就診，這一次，他被診斷為重度抑郁。

一個PHQ-9量表，篩查準確嗎？

周松的確診經歷是抑郁癥在中國低知曉率和就診率的縮影。雖然出生于家庭，然而從初中出現軀體癥狀，直到大學篩查出心理問題，中間有5年時間，沒有人意識到周松異于常人的表現是因為一種心理疾病。

衛健委9月11日發布的《工作方案》中，確定了試點地區到2022年的工作目標，包括公眾對抑郁癥防治知識知曉率達80%，抑郁癥就診率提升50%、治療率提高30%等。

精神專科領域的專家們認為，篩查作為一個起點，說明了的衛生將對抑郁癥群體有所傾斜，讓周松這樣的抑郁癥患者早診斷早治療，這是好事。

“如果工作方案啟動，可以說是全國更大規模的抑郁癥篩查，選的三個人群，也是抑郁癥更高發的人群。”精神專科醫院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副院長呂呂偉告訴八點健聞。

首先就是如何保證篩查的準確性。

《工作方案》中開展抑郁癥篩查使用PHQ-9量表，也就是病人健康問卷抑郁量表(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是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第 4 版) 》的抑郁癥為標準編制成的九條目自評工具，長度只有其它抑郁篩查工具的一半。

△PHQ-9量表，評分規則：0-4分 沒有抑郁；5-9分 輕度抑郁；10-14分 中度抑郁；15-19分 中重度抑郁；20-27分 重度抑郁。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買粉絲

“篩查不同于診斷，要求度高、特異度低，而PHQ-9量表的信效度經過了一些研究的證實。”姚貴忠說，“最重要的的是，PHO-9能夠滿足篩查快速、方便，容易落地的要求。”

而張進則提出，“測試者的情緒狀態是不穩定的，不同的時候做同一個量表，答案會有很大差異；甚至，極而言之，如果測試者事先研究過這個量表，掌握了評分規律，就完全可能操縱量表測試的結果”。

原大學第六醫院（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院長、著名精神病學專家姚貴忠向八點健聞解釋，“抑郁癥作為一個病恥感很重的疾病，如果是強制性的入學體檢，用PHQ-9這種自評性質的量表，無法避免夸大或者故意隱瞞的情況。”

“我不可能主動向學校泄露病情。身邊同學、老師知道了，會怎么對待我？類似的各種心理測評學校已經讓做過很多次，每一次我都填得無比健康陽光。如果是抽血，腦電波檢查，我無能為力。如果是量表，我絕不會說真話。條件依然落后，家長依然不理解，又能怎么樣呢？”一位“渡過”群里的的學生患者寫道。

篩查出抑郁癥，然后呢？

周松同樣擔心“查出來也沒用啊。”這是他看到《工作方案》新聞后的之一反應。

2022 年10月，篩查結果交到周松手上后，學校的員督促幾次，讓他一定要和學校的心理中心 。和學校心理中心的老師談過后，評估結果顯示，周松的潛在心理問題很嚴重。學校要求他必須到專科醫院就診，出具一個病情診斷證明。

因為高率，抑郁者患者在學校，對于老說，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風險因素。“教師群體的工作壓力也很大。”呂偉說，他在臨床上就曾遇到，抑郁癥學生休學后返校，學校要求必須出具一個“保證已經治好了，沒有問題”的證明，但是醫院沒辦法給出這樣的證明。

現在回想起來，周松認為，到專科醫院診斷為抑郁癥，對他的心理有很大的影響，“我終于有了個借口，可以理所當然的在宿舍睡覺，不去上課。”周松說，確診前，他要勉強應對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逼迫自己做出改變，競選班級的團支書，活躍在各種社團里。確診后，他感到自己終于有了一個徹底逃避的借口，“不想考試，就緩考唄，大不了休學。”

員和心理中心的老師是學校里少數知道他病情的人。雖然大學員都有相關的心理課程培訓，但是周松認為，他們并不真的了解抑郁癥。每隔一個月，員會和他談一次話，“你最近怎么樣？”“有沒有好好上課？”這些問題讓周松無所適從，“一個月定期來 我一下，這種 很例行公事，一點用也沒有。”

學期末，有一次周松沒去考試，員打來，態度很不好，“就差點明著說，你趕緊退學吧，我能感覺到學校方面給了他一定的壓力。”

學校的心理中心是周松唯一能感到一絲安慰的地方。之一學期，周松一周去一次，雖然和老師談的并不是很深入，但是在中心的椅上，他睡著過好幾次。第二學期，狀態差的時候，他甚至主動去找過心理老師求助。

但后來，中心老師換了人，第二個老師對他的情況不夠重視，每周去一次變成了兩周去一次，后來他直接放棄。

確診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病恥感始終如影隨形。2022 年之一學年結束后，周松休學了。但是，休學的理由并不是抑郁癥，他的媽媽認為，以抑郁癥為理由休學，會寫入檔案，不利于后來的升學和就業。

在學校里，周松猜測，有個別老師知道自己患病的事情。在同學當中，除了室友看到他放在寢室里的抑郁癥藥物，其他人只是知道周松身體有些問題，并不知道具體的病因。有關系好的同學問起，周松都是打哈哈敷衍他們，在當時的校園環境下，他還做不到如實地袒露病情。

2022 年秋天，在休學一年后，周松返回了大學，但是面對學業、考試、人際關系等壓力，他感到更加焦慮。

姚貴忠看了《工作方案》后，最擔心的就是周松這樣的學生群體。“篩查結果給誰，后續學校方面誰來介入，如何保護學生群體，這些目前都不知道。”姚貴忠認為，學生被篩查出抑郁癥，在學校被另眼看待，這種情況是很難避免的。

《工作方案》中只提及，“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 。”

但是，“重點 ”是什么？張進分析，如果指的是隱私保護、接納、關愛、、、治療等措施，當然是幸事。“但是，會不會有部分學校，給‘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貼上無形的標簽，在集體活動、考試資格、成績統計等方面將他們打入另冊；甚至，會不會出現把部分‘重點 ’對象勸退、排除在校園外的極端情況？”

張進認為，倘若如此，對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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