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瓷器在古代海外貿易中的地位(中國古代瓷器是怎樣外銷的)

中國古代瓷器是怎樣外銷的

中國古代瓷器是怎樣外銷的

中國瓷器的發明要比國外早1500年以上，這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歷史遺產之一。英語“買粉絲"一詞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為“中國"，另一種解釋就是“瓷器"。原因何在呢？我國是世界上發明瓷器的國家，瓷器發明以后，大約在公元7世紀的唐代就開始向外大量運輸出到朝鮮、日本、菲律賓、泰國、印度、伊朗、埃及和東非等地：14世紀以后，中國瓷器已經運銷到了全世界。近年來世界各地的考古發現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精美而又新奇的中國瓷器，博得各國人民的欽佩和稱贊，所以操英語的民族國家干脆“瓷器"、當作“中國"的同義詞了，而中國也博得“瓷國"的稱譽。

我國古代瓷器外銷的途徑，大致可分為陸路和水路，水路又可分為東南亞和西亞、東非兩路。隨著瓷器的外銷，我國的制瓷技術也隨著外傳。我國古代瓷器是怎樣外銷的呢?

首先介紹的是通過“絲綢之路"運送瓷器，伊朗(古名波斯)位于亞洲的西部，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國和伊朗兩國國人民早在兩干多年前就開始進行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自從“絲綢之路"開辟以后，中國和伊朗的往來就更加頻繁。從公元7世紀起，中國陶瓷器也隨同絲綢品一起沿著這條道路運往西方。據考古發掘，在伊朗的尼夏浦爾等地發現了唐代至清代的中國瓷器。尼夏浦爾位于伊朗東部，是古代呼羅珊的中心地，也是東西交通的要沖。這里的人民非常喜愛中國陶瓷，并視為珍品，公元1059年有個名叫拜哈奇的人在他的著作里寫了一段有趣的|記載：“呼羅珊總督伊薩向哈里發的河倉·拉西德贈送了精美的中國官窯陶瓷二十件和一般陶瓷兩千件。這是哈里發宮廷從未見過的東西。"近年來，從尼夏浦爾遺址發現了9世紀至13世紀的中國陶瓷，有越窯和長沙窯青瓷，青白瓷、白瓷等。

在印度莫臥兒帝國有這樣一個傳|說：莫臥爾皇帝賈汗吉爾收藏有一只喜歡的中國瓷盤，有一天管理者因不小心而打碎了，于是他暗中飯派人到中國去買一只同樣的瓷盤。兩年過去了，派出去的人還沒回來而皇帝賈汗吉爾卻想起了這只盤子。他聽說盤子已被打碎，立刻大怒，將管理者毒打一頓并沒收了他的財產。后來皇帝給他五千里拉錢，發還給他四分之一被設收的財產，要他出國去尋找類似的瓷盤，找不到就不準回國。這個人歷經艱難，終于在波斯國王那里找到了類似的盤子，并且花了一筆巨款說服波斯國王將盤子賣給了他。他也終于回到自己的國家，與家人團聚在一起。故事發生在1608～1611年，這位國王就是波斯沙法維王朝第五代皇帝阿巴斯大帝。這位皇帝有一個嗜好，就是特別喜愛中國瓷器，只要是比較高級的中國瓷器，就非搞到手不可。他繼位之后，波斯國勢日益增強，和中國的貿易也不斷擴大，于是大量精美的中國瓷器便落到他的手里。公元1611年他到阿爾德比勒去祭祖廟，同時還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中國瓷器陳列管，把自己珍藏的1162件中國瓷器奉獻出來，并每件瓷器的底部刻上用細點組成的阿拉伯文方塊題記“高貴而神圣的奴隸阿巴斯奉獻沙法維寺"，細點填朱，看上去好像蓋上了一方圖章似的。這批珍貴瓷器后來一直保存在阿爾德比勒，把阿巴斯大帝獻給寺廟的珍貴圖書劫往彼得堡(今列寧格勒)圖書館，有幾件刻有上述題記的瓷器則劫到第比利斯博物館。直到二十世紀30年代，為了使這批珍貴的瓷器免遭第三次浩劫，伊朗王室就將阿爾德經勒所藏的比較完整的瓷器移到德黑蘭考古博物館保管了。

中國瓷器的外銷尤其體現在海上的“陶瓷之路"。我國有著很長的海岸線，很早就有發達的海上交通，同世界各國產生了友好的交往關系。

唐代起，我同政府相繼在廣州、明州(即寧波)、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明州是唐代起對日貿易往來的主要港口。唐代商人李瞵德在公元842年(唐會昌二年)冒風浪之險由明州啟航駛往日本，這是我國民間對日本貿易的早記載。從那以后，年年增多，日本稱做“唐商"或“宋客商"的中國商船，僅在9—12世紀間駛往日本北九州港口的就有百余次之多。到了五代，商人蔣承勛、蔣袞等人多次來往于中日兩國之間。公元947年，吳越王委托商人蔣袞把一批包括越窯青瓷在內的土特產和信件帶往日本送給有關官員。公元954年，錢弘俶委派商人蔣承勛代表吳越國，致書并饋贈禮物給日本政府。到了公元1105年（崇寧四年），由明州啟航的泉州客人李充的商船，裝載了“甆垸貳伯床，甆堞壹悟床'去日本這雖然是現存的瓷器貿易記載，但往來中日之間的商船部毫無例外地裝載了瓷器。

中國瓷器是怎樣運到歐洲去的昵？由于歐洲離我國較遠，所以早出現在歐洲的瓷器并不是直接從我國運去的，而是通過波斯，埃及等國傳運去，而且數量極少，因而瓷器在歐就更加覺得身價百倍了。唐、宋時，中國瓷器的貿易主要操縱在阿拉伯人手里。

唐代，中國商船已可遠航到阿曼、波斯、巴林沿海一帶，上述各地商船也直接同中國廣州、泉州等港口通航，中國船將貨物運到西拉夫后，就換船通過紅海再運到埃及。中國瓷器隨著中外商船遠涉重洋運到了貝非。在紅海沿岸的科塞爾，尼羅河上游的底比斯，庫夫特，開羅近郊的福斯塔特遺址，都發現了大量中國瓷器。其中，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遺物特別豐富，有唐三彩、越窯青瓷、邢窯白瓷、元青花、長沙窯青瓷等，碎片共達一萬余片。

公元1517年，葡萄牙商船首次駛入廣州港，成為歐洲同中國進行直接貿易的國家。自此，從前遠只運到地中海和東非海岸的瓷器，已經繞過好望角沿著南海岸北上，到達歐洲了。不過。這時運到歐洲去的中國瓷器的數量還是不多的。

公元1610年，有一本叫做《葡萄牙王國記述》的書里就十分贊美中國瓷器說：“這種瓷瓶是人們所發明的美麗的東西，看起來比所有的金、銀或水晶都更為可愛。"可是，瓷器在當時是貴重的奢侈品，它的價值同于黃金，一般人是無法問津的。

明清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瓷器在海外的市場活動。因此，我國各瓷場制造了相當一部分的專供出口用的瓷器。從明朝中期開始還出現了歐洲人定制的瓷器，他們要求用王室紋章或王公紋章作為瓷器的裝飾。17世紀后期，法王路易十四曾派人到廣州訂制飾有法國紋章、甲胄的瓷器。中國除了接受訂貨之外，而日還燒制一些樣品送往國外，這些都充分說明，中國的瓷器貿易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唐宋以來，中國瓷器即運銷傘世界。不少國家還仿制中國的瓷器。朝鮮是早學會制瓷方法的，他們于公元918年在唐津設窯，開始燒造瓷器。日本在奈良時代(公元8～9世紀)引進我國的燒窯技術，燒出了質量很高的“奈良三彩"釉陶。埃及人大約在法特米王朝(公兀969至1171年)開始仿造中國瓷器并取得成就。15世紀，阿拉伯人把制瓷方法傳到意大利，為歐洲制瓷史開辟了一個新紀元。總之，我國從發明瓷器以后的1000多年中，瓷器已大量運銷到國外許多國家。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

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主要從漢代、唐朝、兩宋、元朝、明朝、清朝等六個方面進行闡述。具體如下：

1、漢代

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

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唐朝

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藥材、書籍等。

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它們把胡椒、波斯棗、藥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并從那里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3、兩宋

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

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

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

4、元朝

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此匯集和起運。高麗的土特產人參、水獺和虎豹皮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布在我國民間也很流行。我國的植棉、棉紡織和火藥技術在此時傳人高麗。

5、明朝

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6、清朝

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由于長期與世隔絕，中國逐漸落在世界潮流后面。

擴展資料：

對外貿易的作用

外銷瓷的宋元時期

福建發現的宋元明時期外銷陶瓷窯址，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時期的對外交通貿易大港，作為中國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從這里大量輸往國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漸代替了廣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寶慶年間（1226年左右）成書的《諸蕃志》，就是趙汝適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司時，主要根據他在泉州一帶所見所聞撰寫的。同時，“宋末荷蘭人由福建販運瓷器至歐洲，價值每與黃金相等，且有供不應求之熱衷”。這里所謂福建應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來外銷陶瓷的一大部分，是從泉州登舟發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遙直上，升為世界貿易大港，陶瓷由此外運，數額更大。《拔都游歷中國記》就明確指出：“中國瓷器，僅產于刺桐（即泉州）、興克蘭（即廣州）兩城，得諸山上之土，燔燒而成者。……中國人將瓷器轉運出口，至印度諸國，以達吾鄉摩洛哥。此種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記載也提及馬可波羅從泉州攜帶瓷器出國的事：“馬可波羅（Mar買粉絲polo）當福建貿易興隆時，曾到刺桐城，而馬氏于其1292年之歸途，且依舊俗，從福建帶回中國白色瓷器與彩色小瓷甌數事，存于威爾斯市之圣馬可寶藏所”。明代泉州雖漸衰落，但它的對外陶瓷貿易，不可能突然中斷，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廈門（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貨物）。在福建沿海港口運出的陶瓷器中，外銷東南亞的占居一定的比重。由泉州等港口輸出的陶瓷器，除國內其他各窯所出，泉州附近的閩南地區瓷窯的產品，當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陸路長途運輸既不方便，運費和損耗也會影響利潤的收入。在海外市場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區利用優越自然條件，就地取材燒造陶瓷，以供啟運外銷，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個時期的有關文獻記載中的外銷東南亞陶瓷，無疑是包括閩南古代的瓷窯產品在內。鄭振鐸先生認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銷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窯遺址里發現了類似定窯的白瓷，類似龍泉窯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殘片。這就說明了在南洋，在印度，發現的中國宋代的白瓷、青瓷，原來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燒制的”。《真臘風土記》為元代閩滿南瓷窯生產外銷東南亞陶瓷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文獻證據，在該書欲得唐貨條下說：“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為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錫镴，溫州之漆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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