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移民海外建國小說(第一，新馬文學對中國大陸文學有什么作用？第二，如何看待海外華人文學的中國想象？)

海外建國類小說推薦

海外建國類小說推薦如下：

《美洲大酋長》，作者是咸狗。

《獨舞的軍閥》，作者是憂郁的野狼。

《逐鹿印度洋》，作者是鶴劍飛。

《重生之一代軍閥》，作者是茗藏。

《穿越一家之南洋立國》，作者是方曉。

《海外大明》，作者是賈不假。

《南洋霸主》，作者是且聽滄海。

拓展知識：

小說，是一種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小說”一詞出自《莊子·外物》。

人物、情節、環境是小說的三要素。情節一般包括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聲。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小說按照篇幅及容量可分為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小小說）。按照表現的內容可分為神話、仙俠、武俠、科幻、懸疑、古傳、當代等小說。按照體制可分為章回體小說、日記體小說、書信體小說、自傳體小說。按照語言形式可分為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

小說刻畫人物的方法：心理描寫、動作描寫、語言描寫、外貌描寫、神態描寫、側面描寫。同時，小說是一種寫作方法。

小說與詩歌、散文、戲劇，并稱“四大文學體裁”。

帶著系統建國的小說(穿越海外建國小說)

1.《美洲大酋長》，作者是咸狗。

2.《獨舞的軍閥》，作者是憂郁的野狼。

3.《逐鹿印度洋》，作者是鶴劍飛。

4.《重生之一代軍閥》，作者是茗藏。

5.《穿越一家之南洋立國》，作者是方曉。

6.《海外大明》，作者是賈不假。

7.《南洋霸主》，作者是且聽滄海。

8.《回到1920》，作者是石頭子。

9.《迷航一六四二》，作者是土土的包子。

10.《裂土美利堅》，作者是古龍崗。

第一，新馬文學對中國大陸文學有什么作用？第二，如何看待海外華人文學的中國想象？

(一)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一個以馬來族為中心、以馬來族、華族、印族為基礎，聯合其他少數民族而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會，因此，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文學也就是多元民族的文學，其中主要是由馬來族、華族、印族、英吉利（1）四大文學源流所構成的。這些來自不同民族的文學源流，盡管有著原來各自不同的內容、形式、風格特點和色彩，可是經過長期的互相影響，互相融匯與共同的政治經濟生活的因素，卻又漸次地使它們匯合而組成了有機聯系的整體。因為就它們現在所反映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現實，所表現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而論，它們又是統一的和相近的。目前新加坡、馬來西來各族文學的形式與特點、風格與語言，雖仍各有所異，但卻無阻于新馬文學藝術的發展；相反地，倒是有助于豐富和充實它的體系。馬來族、華族、印族和英吉利各文學源流都把各自原來的藝術的成就，帶進了統一的新馬文學這一新的總體里面。

新馬華族文學，也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新馬的文學藝術史上。由于新馬華族文學具有其原先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及華族在新馬愛國獨立運動實踐中的某些優點和特點，使它能夠在新馬文學藝術發展的過程中，產生比較積極的作用，并在新馬獨立后的建設國家的現階段中，仍然保持著相當顯著和重要的地位。

新馬文學既然在新馬國家獨立和建設，及在文學藝術發展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么我們現在來對它進行較有系統的研究總結，就顯得極為迫切和有需要了。

六十年來，新馬華族文學作家通過他們的無數創作實踐、文學活動和理論建設，逐漸地探索和認識，將這原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而萌芽起來的僑民文學，發展成為當今新馬民族文學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獨特的，然而又是與其他新馬民族文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的華族文學，并將它原先隸屬于中國文學主流的僑民意識，改變為熱愛新馬社會，服務于新馬各族人民的愛國文學，從而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在風格上和語言上，在具體作品中的主題與題材，在地方色彩與藝術語言特色等等方面，相當完整了創建了自己的獨特體系。這個獨特體系既是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傳統，而又區別于中國文學的特色。

新馬華族文學的實質就是這些，也即是它的概念的內涵。

且讓我們先從“民族”這個人類在歷史上形成的穩定共同體的原理出發來考察吧。

有關的民族學說，早在幾十年前就總結出：所謂“民族“，乃是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而只有當上述四個特征全部具備了的時候，民族整體的實質才算被肯定下來，否則就不成為民族的完整定義。

新馬的華族，原先屬于中華民族的一個部分。前者與后者本來具有共同的起源和穩定的四個民族特征的，但由于前者移居新馬地區之后，兩者就開始沿著兩個不同的方面發展，也即是說，當一部份的中華民族離開了中國這個地域，來到新馬這個新環境定居下來之后，民族原有的四個特征在它身上就逐漸產生了變化。最明顯的是表現在共同地域這個特征的消失。新馬地區和中國地區是分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地域。生活于不同地域上的一個民族，必然要發生分化，例如，從英國本土遷移美洲的英國人，從非洲大陸被販賣到美洲的黑人，或如從十四世紀進入馬來半島的一部分印尼族一樣，他們在新的地域里逐漸喪失原本的某些民族特征，而逐漸產生新的特征，逐漸發展形成為新的民族的因素。

新馬和中國（包括大陸和臺灣、香港）不僅是兩個不同的地域。同時又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單元，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國大陸。因而也就必然有著不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有著不同的政治生活、不同的經濟生活。我們知道，共同的經濟生活是構成統一民族整體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它影響著和制約著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與變化，因此，新馬華族原來具有的中華民族的心理質素、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也隨著地域和經濟生活的改變而逐漸發生變化。這些民族性格、心理素質、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的逐漸消失與變化，大都明顯地表現于日常生活中的風土人情、習俗情調、思想作風、語言藝術的地方色彩方面。目前新馬華族的共同用語與中華民族的共同用語——普通話又或者是閩、粵、潮、客等地方方言，雖然仍然具有大致相同的語法結構、語匯、詞義和修辭法，但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新馬華族的語言，已經在一些程度上吸取了馬來語和英語的語匯和詞句，甚至某些的語法結構的特色。這主要是由于作為語言的物質基礎、內容與生命力的民族經濟生活，已完全不同了。新馬華族的語言，必將隨著新馬民族生活的現實條件，以及時間歲月的轉移變化、發展，以致越來越在程度上區別于中華民族的本土語言。

作為人們歷史上形成的穩定共同體的民族四個基本特征，對于中華民族部分移居新馬地區的成員來說，現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完整特征。雖然在共同語言和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兩個特征上，新馬華族還具有深深的中華民族的烙印，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這兩個帶決定意義的特征，已經完全喪失和改變。因此，新馬華族就不可能再作為中華民族這個穩定共同體的一個因子或者組成部份了，而是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里逐漸地形成自身獨特的、新的穩定共同體。誠如民族學說所闡述的一樣；民族的四個特征，只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民族的完整定義就不復存在了。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還得承認一個事實，即是現在還不能因為新馬華族既已不屬于中華民族的這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于是就簡單地將它與新馬的馬來族、印族等族裔籠統地指為已形成了新的穩定共同體，也即統一的新馬民族。因為根據目前現有的民族組成的情況來看，新馬民族這個共同體還沒有完全形成，還沒有進入它的穩定的階段。但是，我們可以預計，經過若干漫長的年代之后，它最終才有可能進入穩定的階段，成為統一的穩定共同體。總之，新馬華族現在正處于緩慢地走向與新馬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相互融會，相互同化的過渡階段。目前新馬的華族不但仍然保持著深深的中華民族的烙印，同時也緩慢地具有越來越多的新馬其他民族的某些特色，也即民族原屬性的蛻變、演化時期的雙重性和多重性。同樣的道理，新馬其他各族原屬性中，如馬來族和印度族也漸漸地參合著華族和其他族屬的某些特色，特別是在語言的溝通交流與文化上的表情達意方面的表現尤為顯著。

非常明顯，從民族的定義上來說，新馬華族既是新馬民族和國家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它就根本有別于僑居于其他國家的中華民族的僑民的地位，這是新馬華族的獨特的癥候。從文學藝術的意義來說，即是新馬華族文學的獨特體系的第一個特征。

（二）

建國六十年，尤其20世紀8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界逐漸發展壯大，形象學（imagologie）作為該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日益受到比較文學研究者們的重視。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研究的是在一國文學中所塑造成描述的“異國”形象，諸如“晚清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戰后日本文學中的美國形象”等。異國形象屬于一個作家或某個群體對一種文學或一個社會的想象，比如在衛慧的《上海寶貝》中，就這樣描寫東方人眼里的西方：“我的視線一直都緊盯著馬克，他在足球場上來回跑動的身影健康生動，那一頭金發在風中飄揚，飄揚的也是我的一場異國情夢。……”（第十八章）“他（胡安）是個典型的西班牙斗牛士的形象，四十多歲的樣子，高大、健壯、英俊，一頭栗色的髦毛，淺棕色的眼睛，高鼻梁，厚厚的嘴唇……顯得格外有力而性感。”（第二十四章）金發的馬克、栗發的胡安，這些高大健壯的西方男子代表的就是一種異國形象。

在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中，由于作家創作環境的改變，作品設定的背景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那么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也就成了一種特殊的“異國形象”。在分析這種特殊的“異國形象”之前，我們首先來了解一下什么是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所謂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指的是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發軔于大陸學子負笈海外的留學生文學，以及由此而衍生和延續的一批又一批華人新移民作家二十余年來的海外創作”。這些有機會跨出國門到海外留學或是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撲面而來的西風，以及生活、學習、工作等環境的變遷、更易，生存的挑戰加之文化的巨大反差和沖擊等，使這些中國人有機會站在一個不同角度，用一種與國內大眾不同的眼光來重新認識世界，他們既興奮又茫然，新鮮感與危機感并存，躊躇滿志與舉步維堅交識，感受頗深，感慨良多，厚積而薄發，匯成文字，不吐不快。在這些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出現之前，海外文學作品中并不乏中國人的身影，而且有關“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形象還很多，并且這些中國形象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顯著又微妙的變化，在海外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并在各個時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套話（stereotype）像13世紀馬可波羅的游記，14世紀的《曼德維爾游記》所創造出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就是最早的有關中國形象的套話，中國及中國人扮演的是一種完美的正確形象，中國富庶文明，中國人則是仁慈、勤勉，富有智慧與高尚德行。之后隨著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入侵，曾經的傳奇國度在西方人眼中已是日薄西山，19世紀至20世紀中前期，在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作品中，中國形象不可避免地被丑化、弱化、女性化、妖魔化，中國人的形象也由聰明、勤奮、堅強一變而成愚昧、奸詐、貪婪、怯懦，保守，缺乏理性，道德滄喪，而且自19世紀以后，這種對中國的認識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西方文學中自然也相應地創造出了這種認識下的有關中國形象的套話“中國佬約翰”（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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