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簡述國際貿易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國際貿易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及科學性質)

什么是國際貿易？國際貿易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

國際貿易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活動。國際貿易是商品和勞務的國際轉移，也叫世界貿易。國際貿易由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兩部分組成，故有時也稱為進出口貿易。

國際貿易的研究對象如下：

1、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各發展階段國際貿易發展的具體狀況、形態、特點及其規律性；

2、國際分工與國際市場；

3、國際貿易理論與學說，主要是關于國際貿易的原因、基礎、載體、條件、特點、模式、走向及規律的研究與闡釋；

4、國際貿易政策、措施與管理；

5、主要國際貿易參與國對外貿易的理論與狀況，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發展的特殊性。

溫馨提示：以上信息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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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物貿易實務的研究對象

應該說目前此類教材已有不少，但大多存在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研究對象不明

在專業研究內容上，國際貿易分為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和實務三個層次；在交易對象上，國際貿易實務分為國際貨物貿易、國際技術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三個領域；而在交易方式上，國際貨物貿易又分為一般貿易、加工貿易、對銷貿易、經銷、代理、寄售、展賣、拍賣、招標、租賃、期貨等十余種形式．綜合以上三個方面，作為這樣一門專業課程，其研究對象應是一般貿易方式下的國際貨物貿易實務（因為不同交易對象、不同交易方式的實務操作大相徑庭），其研究范圍也應圍繞這一研究對象而展開．遺憾的是，目前這一類教材大都籠而統之地冠以“國際貿易實務”甚至為“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這就很容易產生誤導，使人以為不論何種交易對象和何種交易方式的實務操作都是雷同，甚至可能將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和實務混為一談。顯然，這將引起專業認識和實踐上的很大混亂。

國際貿易地理學研究的對象及科學性質

您好！國際貿易地理學是指從各國各地區的生產和貿易條件研究國際分工的經濟地理學分支學科。 國際貿易地理學是國際貿易學和地理學的交叉學科

所屬學科：地理學（一級學科）；經濟地理學（二級學科）

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一、微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又稱個體經濟學，小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對稱。微觀經濟學主要以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的生產者、單個的消費者、單個市場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單個生產者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在各種商品的生產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潤；單個消費者如何將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種商品的消費上以獲得最大的滿足。同時，微觀經濟學還分析單個生產者的產量、成本、使用的生產要素數量和利潤如何確定；生產要素供應者的收入如何決定；單個商品的效用、供給量、需求量和價格如何確定等等。

微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經濟學、生產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和微觀經濟政策。

二、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又稱總體經濟學、大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的對稱。宏觀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考察對象，研究經濟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動，以解決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國際收支等問題，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

宏觀經濟理論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消費函數理論、投資理論、貨幣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開發經濟理論。

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如家庭、廠商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亨德遜（JHenderson）所說居民戶和廠商這種單個單位的最優化行為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與規律，從總量上分析經濟問題。正如薩繆爾遜所說，宏觀經濟學是根據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失業來分析整個經濟行為。美國經濟學家E夏皮羅（EShapiro）則強調了宏觀經濟學考察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功能。

（2）解決的問題不同。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以實現個體效益的最大化。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范圍內的資源利用問題，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分析，即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這些總量包括兩類，一類是個量的總和，另一類是平均量。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

（4）基本假設不同。

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及基本理論框架？

歷史進入19世紀以后，在西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政權業已鞏固，因此形成于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政策和體現過多國家干預的法律制度成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突破口是率先舉起“經濟自由”旗幟的“反谷物法同盟”，而18世紀下半葉產生于法國的重農主義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則為，反對重商主義奉行國家干預經濟的各項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經濟自由”是實現“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徑。這一時代思想之大成者當屬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亞當·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一書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詳的 “經濟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個基本范疇，并指出抽象為“經濟人”的個體在自私追求個人利益時，他或她好象為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而實現公眾的最佳福利，這是所有可能出現結果中最好的；政府對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預都幾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賦稅外不存在任何經濟職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亞當·斯密的學說得到廣泛認同，他也因此成為自由主義的鼻祖，但同時代西歐乃至英國仍在公用事業、金融貨幣、對外貿易、價格、關稅等經濟領域頒布相當數量的體現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如英國工廠法、關稅法、法國的糧食降價法，其中“工廠法的制定，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5)

19世紀末20世紀初相對落后的德國急于趕超經濟發達西歐諸強，德國歷史學派從尋求本國本民族發展的特殊歷史道路出發首先對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提出挑戰，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要求相對落后的德國同較發達英國通過自由貿易進行競爭，無異于讓一個小孩同一個成人去用力，德國要發展國民經濟，必須加強國家對經濟干預。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開始廣泛的經濟統制，制定鼓勵、促進、扶持卡特爾的《卡特爾規章法》；戰后更突破“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約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則，頒布大量的國家權力介入經濟生活的法令，諸如1919年《煤炭經濟法》。

二、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理論分析

“市場經濟是一部復雜而精密的機器，它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協調。它也是一部傳遞信息的機器，能將成千上萬的各不相同的知識和活動匯集在一起，在沒有集中的智慧或計算的情況下，它解決了一個連當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無所為力的涉及億萬個未知變量或相關關系的生產和分配問題。(10)然而經過近兩上世紀的實踐和思考，我們逐漸認識到市場也并不總是最有效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是客觀存在，其內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壟斷(monopoly)和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買粉絲petition）。人類社會生產經濟活動，經歷著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社會化的大生產是人類進步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但當社會化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可能出現不完全競爭或壟斷。壟斷有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與經濟壟斷之分。自然壟斷簡單表達是在具規模經濟行業中單個企業能比兩家或兩家以上企業更有效率地向市場提供同樣數量的產品。(11)自然壟斷者相對競爭對手而言，享有較大成本優勢，并且面對無價格彈性的需求，通過壟斷定價，獲得巨大壟斷利潤。較合理辦法就是由社會利益的代表——國家直接投資經營，以政府定價的形式，向社會提供產品和服務。經濟壟斷則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競爭的自我否定，表現為某一企業或若干大企業達成聯合對某一種或若干物品的生產銷售實行獨占或操縱。其結果由于價格背離價值，價值規律嚴重扭曲，導致消費者福利減損，乃至社會福利總量減損的靜態效益損失和市場主體喪失提高技術水平，加強科學管理的動機的動態效益損失，對此通常由國家制定反壟斷法和不正當競爭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國1890年謝爾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為典型，但80年代以來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對反壟斷立法進行反思，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壟斷權力來自于政府的干預。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業（如英特爾公司、微軟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場中，出現了創新和生產率增長現象，提出了熊彼特壟斷理論，即高技術壟斷企業雖然得到了壟斷利潤，但捍衛技術優勢的壓力下，其壟斷利潤處置權是極其有限的，必須高額投資研制開發，于是這些大企業形成技術變革源泉，反壟斷法的適用實際是殺掉一個會下金蛋的鵝。(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稱溢出效應，即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強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經濟），有些是負的（外部不經濟）。環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負效應，其產生社會成本不能通過市場價格反映，因而市場機制無法調解，而國家可以通過制定環境保護法、自然資源法、野生動植物保護法、礦產資源法等強制法律手段對空氣、水、噪音等污染、礦藏資源的過渡開采、瀕危動植物獵捕等外部負效應行為予以管理控制，但實踐也證明，僅僅適用國家的法律規制不一定最有效率，于是諸如稅收補貼等經濟性手段也被廣泛地適用。1990年美國政府依據《空氣潔凈修正案》，以發行一定數量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的方法，實現了比傳統的合令——管制型更顯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學羅納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產權清晰的情況下，相互協商談判，也能實現有效率的結果。

（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公共產品是正外部性的極端，指的是這樣一類產品，當增加一個人對它的分享，并不導致成本增長，即邊際成本為零（非競爭性）；而排除任何人對它的分享則花費巨大（非排他性）。(14)市場機制運轉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夠抵償成本或者成本能夠追蹤單個消費者，但是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與供求無法通過市場來定。一般來說，由國家代表整體社會利益，來承擔供給者的責任，再以稅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現實生活中，公共產品的供給往往不如人意，那么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給者呢？新制度經濟學派進行有益的探討，羅納德·科斯從燈塔問題入手。“燈塔是經濟學上一個里程碑，一提起這個詩意盎然的例子，經濟學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費困難，這種困難令燈塔成為一種非政府親力親為不可的服務。”(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發表《經濟學的燈塔》中指出1820年英國全境46個燈塔中有34個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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