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簡述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以及演變發展原因(簡述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和特點)

簡述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的發展演變及其原因？

中國社會對外貿易在漢唐時期是注重的，比如絲綢之路的開啟

明清開始閉關鎖國，導致衰敗

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

1、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美國主導下，創建了1947年關貿總協定，推動了貿易自由化。

2、7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出現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和戰略貿易政策，抑制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發展中國逐漸從保護幼稚工業貿易政策轉向接受貿易自由化。原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從80年代以前的國家高度壟斷的貿易保護主義轉向開放型的貿易政策和自由貿易政策。整體而言，貿易自由化是貿易政策的主流；在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產業競爭力變化的情況下，不時出現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干擾貿易自由化。

簡述我國古代旅游活動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表現形式

簡單的來說就是：車馬舟楫。

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極為漫長，達到兩千多年，而之所以封建社會制度能夠在中國長期存在，從某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個情況，那就是，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統治期間，尤其是在各個統一的朝代統治期間，中國封建社會的在政治上還是比較安定的，上經濟上也是比較繁榮的，甚至在技術上也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遙遙領先于世界的。而所有這些條件的存在，一方面保證了封建制度的統治地位，維持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另一方面，顯然，也給旅行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其中，以都江堰和靈渠為代表的水利工程技術和由此帶來的農業生產的進步；還有后來手工業、礦業、紡織、造紙、陶瓷等方面的發展，都使得近代以前得中國在科學技術上和社會經濟方面領先于西方世界。據研究表明，在世界科技發明中，有一百多項世界第一出自這一時期的中國，使得近代前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大大領先于世界！

旅行中，一項重要的因素便是交通。可以說，旅行與交通之間是不可分割的關系。而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水陸交通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春秋時代便有水運的記載。戰國與秦朝的“鄭國渠”、“靈渠”都是水利史上光輝的篇章。并且，從漢朝以來，我國歷朝歷代封建王朝都將漕運作為國家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因此，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水利交通十分發達，成為我國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其中對水陸交通貢獻最大的朝代首推隋朝。從隋文帝時期開始便打通了從淮水到長江的水陸。到了隋煬帝時期，又先后開鑿了通濟渠（由黃河連接汴、泗兩河直通淮水）、永濟渠（到達黃河以北的涿郡）和江南和（經由鎮江、蘇州至杭州，直連通長江與錢塘江），最終構成了華北與江南密集而發達的運河網。同時，當時天然河流的通航能力也十分優良，隋煬帝三下揚州，大型龍船、官號無數通行方便，可見其水運能力之一斑。而到了元、明、清時期，由于三個朝代都建都北京，為了更好的管理國家，運輸所須，國家又開始了海運的發展。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我過的泉州，相傳，馬可·波羅就是從泉州開始的中國之旅，而僅僅是當年因突發事故沉沒在泉州海域的大小貨船，其沉睡在大海之中的貨物也不計其數，形成了“陶瓷的海底世界”。可見當時海運的發達程度。我們說，雖然在封建社會時期，水陸交通的發展是由國家政治統治和經濟發展所需，但是，在客觀上卻大大便利了人們的旅行，通過水陸往來各地成為人們旅行方式的一種很好的選擇，從而促進了旅行的發展。

在水陸交通獲得極大發展的同時，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的陸路交通也有長足進步。自秦朝以來，陸路的建設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馳道”、“直道”、“五尺道”、“新道”的建設共同構成了以咸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道路網絡。秦朝以后，陸路交通的建設則不僅僅表現在道路本身的建設上，還通過其輔助設施的建設表現出來。驛站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驛站是歷朝歷代政府沿水陸和陸路建設的館舍機構，其最初目的在于傳送官方文件和國家物資，后來也開始招待來往的國家公務人員，甚至是至休人員。驛站可以提供宿舍、車馬、船轎、人力、米糧以及飼料等等。其功能很類似于現在的飯店。我國驛站的發展歷史十分悠久。最早在周禮和先秦的典籍中就可以看道，當時就有傳、置、郵、驛的記載，但是，那時驛站的設置并不十分普遍。經歷了各個封建王朝的不斷發展，到唐朝，驛站的發展便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據記載，當時每三十里設置一驛，而在《新唐書·百官志》中記載，唐朝設置驛站共計1639所。按照這個數字計算，設置驛站的道路就應該有25000公里以上。可見當時陸路交通的發展狀況。而到了明、清時期，驛站則更是擴展到內、外蒙古、新疆以及西藏等地區。

而交通的發達，使我國很早就出現了導游圖。據考證，中國最早的導游圖出現于南宋時期。其間，高宗趙構將都城從開封南遷至臨安（現在的杭州）。建都后，杭州的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游樂業興起，故有“西湖歌舞幾時休”，“直把杭州做汴州”的詩句。《地經》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地經》的內容，類似于今天的交通導游圖，印刷精致。圖中，以杭州為中心，將南宋皇室所屬的地域各城通向杭州的道路、里程以及沿途可以提供歇息的旅館、飯店等均一一標明，對旅行和游覽有所幫助，所以《地經》問世后，就受到大家的歡迎。《地經》使用的時間也比較長久，相傳直到馬可·波羅到我國杭州時，也曾經購買此書，作為旅游線路中的參考。

由此可見，我國封建社會水陸、陸路交通的發達程度。這些，很顯然都為旅行的開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另一方面，在交通條件發展的同時，經濟條件也日漸成熟起來。我國的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一直在世界處于領先的水平。自漢朝以來，中國由于經濟上的強盛，在亞洲范圍內有很大的影響乃至歐洲的羅馬帝國、希臘帝國也都先后和中國進行過經濟上的往來。旅行發展所需要的經濟條件了物質基礎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不斷豐富起來。社會有能力使一些勞動力從糧食等基本生活用品的生產中解脫出來，從事服務性行業，這也就為旅行的發展提供了另一個重要條件。同時，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之后，也要求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旅行自然成為一項不錯的選擇。

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旅行的種類也是豐富多樣的，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類：

（1）帝王巡游

繼承了奴隸制社會的特點，并且在經濟能力、閑暇時間以及政治統治的需要上，帝王的巡游都要比普通社會成員更加方便。并且，由于當時社會中的流行趨勢常常由帝王、封建官僚、權貴等勢力所引導。因此，帝王巡游其實也部分的引導了封建社會中國旅行的發展。所以說，帝王巡游是當時一種極為重要的旅行形式。而且，這方面的例子也不在少數。其中，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康熙、乾隆等更是最典型的幾個代表。雖然其巡游、巡幸、巡狩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其中總要包含或多或少的享樂的原因和休閑游覽的欲望，這些，由于帝王所處的特殊的地位，都必然影響到當時的社會范圍內的旅行的發展。

（2）官吏宦游

由于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國古代官吏的宦游也十分繁多。奉帝王之命往返于國內各地的官員有時可以說是數不勝數，甚至部分官員為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原因千里迢迢遠赴異域出使，可以說，這也是現代公務旅游的早期階段。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大概要數西漢的張騫和明代的鄭和兩人。

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不但在民間廣為流傳，在我國的歷史記載中，也寫下了光輝的一筆，他為世界聞名的“絲綢之路”的開通作出了永垂史冊的貢獻。張騫是西漢著名外交家、探險家和旅行家。曾經奉漢武帝的派遣兩次出使西域，累計長達18年。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主要原因開始是處于軍事上的需要。為了實現漢武帝遠交近攻的軍事策略，張騫遠赴西域去聯合當時與漢帝國一樣，同為匈奴敵人的大月支，這是一次空前的壯舉，被史學家稱為“鑿空”，歷時長達13年。這次出使，張騫雖然沒有完成軍事上的外交任務，但是，搜集了大量的西域風土人情的重要資料，掌握了西進的交通等相關情況，為后來的旅行做了必要而充分的準備。張騫的第二次出使歷時5年，其帶領的使團本次主要以外交和經濟交往為目的，先后到達了大宛（現在的吉爾吉斯斯坦）、康居（現在的哈薩克）、安息（現在的波斯）、大夏（現在的阿富汗）、身毒（現在的印度）、條支（現在的伊拉克）、大秦（現在的羅馬）等國家，完成了出使的任務，開通了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連通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古代交通，為中外的交流、交往開辟了新的紀元。

鄭和下西洋的故事在我國民間和史料上也有廣泛的影響力。當時的西洋指的是中國南海以西，包括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區。鄭和曾經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七下西洋，累計歷時28年。他們先后到達了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南洋群島、印度、波斯、阿拉伯，最遠處到達了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海口，共訪問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鄭和的艦隊出訪，其最初的目的僅僅是為打開中國海上對外貿易的通道，但是，其歷史影響卻遠遠超出了這一目標，這些航行，加深了中國和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起到了對外宣傳的重要作用，并且擴大的貿易，也引發了各國人民到中國旅行的愿望，其影響之深遠遠非出使的最初目的所能預見。并且，鄭和本人也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其航海壯舉比哥倫布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而且，技術、航程、規模、組織等方面也在當時世界上遙遙領先其他國家。

（3）經商旅行

由于中國古代經濟的繁榮，商業的發展歷史極為悠久，商人一詞可以追溯到商朝。并且雖然中國古代國家政治機構為了保證糧食生產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個別王朝還出現了歧視商人的政策，例如，商人不可以穿著絲綢等。但是，中國商業卻一直隨著中國精美產品的生產和經濟的繁榮而不斷發展繁榮。而且，隨著中國古代水陸、陸路交通條件的不斷完善，加之商人的不斷努力與開拓，中國歷史上形成了相當一批舉世聞名的“商路”，使中國的貨品行銷五洲、文明世界，經商旅行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歷史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直至今日，部分商路又演變為歷史古籍成為現代旅游的優良資源。其中最為著名的包括：“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等。

（4）文人游學

中國自古就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語。因此，中國的很多文人都有游學的經歷，他們走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漫游名勝古跡，留下了很多經典的傳世佳作。其中，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等人都是此中典型的代表。

以我國唐代著名大詩人李白為例。李白出生于亞碎葉，其父李客，為富商，家道殷實。李白青少年時期，唐代游俠之風盛行，李白讀書學劍，二十歲前后便游歷成都、峨眉山等地，留下了游歷蜀中山水的許多詩作，其《蜀道難》家喻戶曉。他遍游蜀中山水名勝，廣泛接觸社會生活，視野、胸襟開闊了。二十五歲時懷著對祖國大好河山的向往，“仗劍去國，辭親遠游”，開始了漫游生活。出三峽，經襄陽、武漢至金陵（現在的南京）、揚州，回到湖北。27歲到35歲時雖然基本定居長安（現在的西安），但是期間，北游洛陽、龍門、嵩山、太原；東游齊魯，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蘇、浙江，游蹤遍及半個中國。35歲后離開長安，再度游歷了江蘇、浙江、安徽等地。43歲與同時代的大詩人杜甫、高適同游開封、濟南。分手后，又南游江浙，北涉燕趙，來往齊魯之間，以梁（現在開封）、宋（現在商丘）為中心“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直到晚年還曾到達巫山。可見，李白的一生都與旅行游學有著不解之緣。這也部分地代表了古代文人的游學生活。

另外，由于我國古代政府的人才選拔是通過科舉的方式，而學子考學往往要趕南緯（南京的進士考試）或北緯（北京的進士考試），因此，舉子趕考也就往往必須有一段旅行的必要。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一種形式的文人游學。

（5）專業旅行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很多專業技術水平都遠遠領先于當時世界其他國家，這就要求有眾多的有識之士投身于專業研究。而很多

很赞哦!（85）